【大紀元12月19日訊】有一種歷史是由民間傳說而組成的，與真實的事實有差距，但這種差距基本上是手段的差距，而不是內涵的差距。關於「推出午門斬首」是一種，另外一種就是告御狀。

　　民間傳說中的告御狀近乎於地獄考驗。如果民間有冤情不能申雪，則民眾有權進京找最高權力機構申訴。按照野史家言，大致是去刑部申冤或者當眾攔轎是要先掌嘴五十，如果敲響皇宮前的「登聞鼓」，則是要滾釘板。後來傳說越來越奇，滾釘板不算，還要在滾動中背出訴狀的內容，一個字都不能錯才能被受理。據說當年被平反的晚清三大案之一中，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就是如此被慈禧所知，前後下了十幾道旨意才最終得到解決。

　　於歷史我是外行，是不是真有這種規定不好說，而且就從我能掌握的史料看，即使有這種規定，也不是什麼經常性的原則。這種大致相當於歐洲「神判」的表達決心的方式，與我國傳統思想有悖。但之所以民間傳說形成了這種記憶，當與告御狀不易有關。

　　告御狀往往是告官，不是告官員貪贓枉法，就是告官員處事不公，兩個老百姓之間的事情，萬萬是不會請萬歲爺去仲裁的。而之所以說「民不與官斗」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成本實在是太高。古代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即使走上這條告御狀之路，前途也是黯淡的很。明朝驅逐蒙古統治者而得天下，制度上固然改變很多，但一種限制老百姓的制度倒是延續了下來，那就是「路引」制度。當時沒有身份證之類的東西，大家想要出門的話，如果到百里之外，就要到相關的衙門申領一張所謂的「路引」，上面記載著你目的地、是由，閣下之外貌特徵——在外貌特徵上請注意，如果註明閣下面白微鬚的話，請儘量別改變自己鬍子的茂盛程度，免得招來無妄之災。如果沒有這個「路引」，被抓到輕則關起來打一頓屁股，然後通知閣下戶籍所在地領人；重則那是要充軍的。與現在做假證的一樣，當時偽造「路引」也算是一門行業。至今這個制度還在我們的某個鄰國使用著，這是文化的輻射還是心有靈犀就實在難說的很了。

　　告御狀最初的成本就是這個。試想某人因為某種原因打算「京控」，他怎麼可能去當地衙門申請一張「路引」呢？把不穩定的因素控制在地方這個層級上，看來不論古今中外都是共識。這只是最初的成本，至於其他的成本以及告御狀的結果是案子發回地方重新審理，那還是其次的事情。

　　所以，這種困難在民間的記憶裡就生了根，輾轉演化的結果，就把告御狀弄成了一個技術上異常變態的事情。我個人相當懷疑「滾釘板」之類的民間歷史故事，是一種形象化了的事實記憶。

　　無獨有偶的是，在另一個有文化相似性的國家——日本，也有一種相似的歷史。只是他們那裡不是民間的形象化記憶，而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歷史。

　　日本所崇尚的是等級有序的文化，大名、武士、農民之間，具有穩定的社會層級。日本農民雖然地位很低，但由於這種層級的保證下，即使是其稅賦最高能夠達到他年收穫的7成、在所有東方國家裡幾乎是最高的，由於土地不能流轉之類的保障性措施，這個層級還是很穩定的。

　　但穩定畢竟是相對來說，如果盤剝過甚，日本的農民階層也會上告。這也算是日本式的告御狀，雖然不是面對天皇。出於維護穩定的需要，在歷史上如果農民真的去告自己的領主，幕府的判決大致有7成左右是有利於農民的。

　　故事到這裡沒有結束。由於破壞了上下之間的關係，領頭告御狀的農民將被處死，一般不是用油鍋就是斬首，其他跟隨告御狀的農民都在旁邊看著，然後回去建個神社把這位領頭者供奉起來。這個比滾釘板好不到哪裡去的結果，似乎是間接的證明了在流傳有序的東方社會裡，告御狀永遠是成本最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