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9日讯】有一种历史是由民间传说而组成的，与真实的事实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基本上是手段的差距，而不是内涵的差距。关于“推出午门斩首”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告御状。

　　民间传说中的告御状近乎于地狱考验。如果民间有冤情不能申雪，则民众有权进京找最高权力机构申诉。按照野史家言，大致是去刑部申冤或者当众拦轿是要先掌嘴五十，如果敲响皇宫前的“登闻鼓”，则是要滚钉板。后来传说越来越奇，滚钉板不算，还要在滚动中背出诉状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错才能被受理。据说当年被平反的晚清三大案之一中，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是如此被慈禧所知，前后下了十几道旨意才最终得到解决。

　　于历史我是外行，是不是真有这种规定不好说，而且就从我能掌握的史料看，即使有这种规定，也不是什么经常性的原则。这种大致相当于欧洲“神判”的表达决心的方式，与我国传统思想有悖。但之所以民间传说形成了这种记忆，当与告御状不易有关。

　　告御状往往是告官，不是告官员贪赃枉法，就是告官员处事不公，两个老百姓之间的事情，万万是不会请万岁爷去仲裁的。而之所以说“民不与官斗”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成本实在是太高。古代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即使走上这条告御状之路，前途也是黯淡的很。明朝驱逐蒙古统治者而得天下，制度上固然改变很多，但一种限制老百姓的制度倒是延续了下来，那就是“路引”制度。当时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大家想要出门的话，如果到百里之外，就要到相关的衙门申领一张所谓的“路引”，上面记载着你目的地、是由，阁下之外貌特征——在外貌特征上请注意，如果注明阁下面白微须的话，请尽量别改变自己胡子的茂盛程度，免得招来无妄之灾。如果没有这个“路引”，被抓到轻则关起来打一顿屁股，然后通知阁下户籍所在地领人；重则那是要充军的。与现在做假证的一样，当时伪造“路引”也算是一门行业。至今这个制度还在我们的某个邻国使用着，这是文化的辐射还是心有灵犀就实在难说的很了。

　　告御状最初的成本就是这个。试想某人因为某种原因打算“京控”，他怎么可能去当地衙门申请一张“路引”呢？把不稳定的因素控制在地方这个层级上，看来不论古今中外都是共识。这只是最初的成本，至于其他的成本以及告御状的结果是案子发回地方重新审理，那还是其次的事情。

　　所以，这种困难在民间的记忆里就生了根，辗转演化的结果，就把告御状弄成了一个技术上异常变态的事情。我个人相当怀疑“滚钉板”之类的民间历史故事，是一种形象化了的事实记忆。

　　无独有偶的是，在另一个有文化相似性的国家——日本，也有一种相似的历史。只是他们那里不是民间的形象化记忆，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

　　日本所崇尚的是等级有序的文化，大名、武士、农民之间，具有稳定的社会层级。日本农民虽然地位很低，但由于这种层级的保证下，即使是其税赋最高能够达到他年收获的7成、在所有东方国家里几乎是最高的，由于土地不能流转之类的保障性措施，这个层级还是很稳定的。

　　但稳定毕竟是相对来说，如果盘剥过甚，日本的农民阶层也会上告。这也算是日本式的告御状，虽然不是面对天皇。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在历史上如果农民真的去告自己的领主，幕府的判决大致有7成左右是有利于农民的。

　　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由于破坏了上下之间的关系，领头告御状的农民将被处死，一般不是用油锅就是斩首，其他跟随告御状的农民都在旁边看着，然后回去建个神社把这位领头者供奉起来。这个比滚钉板好不到哪里去的结果，似乎是间接的证明了在流传有序的东方社会里，告御状永远是成本最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