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 导演张元认为，孩子不管在哪里生长，他的未来都具有冒险性，即使是亲生的家庭，你也不知道他亲生父母是什么样子。跨国收养，也毫无疑问存在这个问题，但很正常
《新闻周刊》记者曾经在江西省余干县采访时见过一次特殊的送别场面。福利院的孤寡老人抱着他们一手带大的孩子，哭得声嘶力竭。
当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农村妇女生下女孩后就不要了，搁在了县福利院门口，福利院的老人就捡进去养。被弃女婴在长到一岁多时，由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把她们送到省政府，然后上北京，最后才由北京的什么机构把孩子送给外国人收养。
有个老人抱着孩子不让上车，大家只好安慰她说，老人家放心，梅梅到了外国，就过上好日子了，有吃有穿的，就放心吧。孩子是半强迫地从老人手里抱走的。老人家抽抽咽咽地说，要是洋鬼子卖掉了怎么办啊？怎么会呢，工作同志认为老人的问题很可笑。
当地老百姓对此事则非常担心，显然，大家都对孩子送到国外的未来充满了疑惑。
导演张元两个月前曾赴美国，他用摄像机对在美的中国孩子现状进行了真实的纪录。从20集的《收养》中我们看到了几年前的中国弃婴，现在拥有了他们的真正的父母，并做着这个家庭的甜甜宝贝。只是，中国孩子却说着流利清脆的美语，个性也像个真正的美国人，看完之后不由得让人百感交集。
作为中国弃婴在国外收养现状的真实见证人，张元向《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了他的纪录过程。 生不如养 新闻周刊：你怎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个纪录片的？
张元：最早我通过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刘先生和王女士知道这件事，后来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美国凯西基金会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所在单位在美国的犹他州，一个专门负责收养外国孩子的机构，这个机构一直和中国的收养中心有联系。在此之前，我对于跨国收养没有一点儿概念，后来从他们那儿才知道了很多故事。
新闻周刊：那些收养孩子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张元：各式各样。中学校长，企业管理人员，政界人士，富商，还有一些是工人农民普逼家庭，他们中很多人自己没有孩子。这个收养机构许多工作人员也有收养中国孩子的，他们常把照片举给我看，表情真是很幸福，那样子很感人。
新闻周刊：你去过美国的凯西基金会吗？
张元：到美国的第一天我就去了。二十多个职员，工作很程序化。要知道，美国人收养一个外国孩子的申请程序比女人怀孕的时间还要长。从看到孩子的小照片到飞过去接养孩子需要很长的时间，办很多的手续。
新闻周刊：据说他们收一个孩子付出的费用是5万美元？
张元：没有那么高。西方国家孩子被收养钱比较多一些，俄罗斯的孩子贵，需要5万美元。
新闻周刊：为什么收养中国孩子这么便宜？
张元：不太清楚。我估计价格不是恒定的。在美国，普通家庭收养中国孩子虽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贵，但经济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他们觉得很心碎，觉得这比自己生一个孩子还要贵。但不管是富有还是一般家庭，他们都认为，做中国孩子的父母，每个人的感觉是相同的，就是说，他们对孩子的爱都一样。
新闻周刊：中国的婴儿现在大概有多少个被送到国外抚养？
张元：我到中国的收养中心看过，数字相当大，仅美国就有7000个左右。中国也和其他国家建立了这种关系，丹麦、荷兰等等。而且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法规制定得很完善，我很感兴趣，我想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看真正的美国家庭。
生有所养
新闻周刊：听到跨国收养的事，你第一个反应有没有想到这是美国收养人想满足自已特殊的私人目的？
张元：做这个纪录片前我对美国家庭一无所知，所以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去美国的飞机上我看到了《时代周刊》一个记者写的亲身经历，说他收了一个韩国的孩子，那女孩长大后强烈要求养父母带她回去找亲生父母。养父母带着她和她残疾的哥哥，结果一家四口真去了韩国，他们打听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女孩的亲生母亲，结果见面的场面很惨。在一个小房间里，他们的见面时间定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亲生母亲和女儿见面需要翻译，大家哭成一团。
还未拍呢就凑巧看到这种沉重的东西，这对我来说影响很负面。我想，血脉相传，这是一种难以撕裂开来的天伦之乐。特别是在东方，孩子和亲生父母及收养父母之间肯定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走之前，我和一个朋友随便聊到这事，他们都对外国收养中国婴儿表示怀疑，都打了个问号。
采访一个月时间，我一气去了二十多家，按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来说，基本上都不错。所以我想，这些中国孩子的生活肯定要比他们在中国的孤儿院里长大要好得多。
新闻周刊：你捐的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张元：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我觉得都会这样。我在拍片时深入到美国家庭中去，我发现美国人在他们的子女教育方式上非常健康。他们没有生儿育女的“回报”思想，对收养的孩子他们也是这么想。美国父母认为，孩子现在的到来就已经给了他们生活上巨大的幸福和乐趣，其中有一集说的是中国孩子的到来改变了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新闻周刊：美国父母是怎样对待孩子背后的中国？
张元：他们在中国孩子接回家时就告诉她，你们是被收养的，你们来自中国，很古老的文明国家，你们的父母是爱你们的，你们的亲生母亲之所以抛弃你们不是不爱你们，实在是万不得已，否则她们不会作出这样的举动。但不管怎样，你们现在被他们放在了最好的生长环境里，美国养母说完，眼里满含热泪，让人感动。
拍片后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关心弃婴的前途。中国人收养孩子，情况全不是这样，他们都采用“瞒”的形式，瞒着孩子的经历，不让孩子知道。
哪儿都冒险
新闻周刊：片中的调子很乐观，色彩也很明亮，你认为中国孩子的生活毫无阴影吗？孩子在进入收养家庭后，如果家庭环境不好怎么办？
张元：其实这很正常。即使你生在亲生父母家里，也可能会有一个杀人犯似的父亲等着你，这样的冒险性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孤儿找到“父母”，就是比在福利院长大幸福得多。我在采访中看到就是片中表现的这个样子，你要我把它改成另外一个调子，那很难。也许你会说，美国人收养了那么多的中国孩子，不可能没有负面的东西，可是我采访时没有看到这些，也许他们不欢迎我去，所以我不可能拍得到。
新闻周刊：在拍摄过程你是不是感动了？
张元：有时候是会。这种感动使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个片子拍好。进入到美国人家庭中后我发现，其实美国人和中国的普通人一样。这个纪录片选择了美国不同地方的许多家庭，有时候我们就住在他们家里，和他们朝夕相处，人性都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的农村、胡同里表现出的亲情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一点罢了。
新闻周刊：你有没有觉得这部片子太平了，看不到什么冲突？
张元：实际上许多东西都含在纪录片的每个细节中，最幸福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东西呢。 新闻周刊：能感觉到，不过你没有特意把它点出来。
张元：这是我对被拍摄对象，对每个接待我的家庭的尊重。我在剪辑过程中尽量避免冲突。但你能从这些细节中看到他们背后生活的影子。我在做疯狂英语的时候也是采取这种正面的方式拍的。
悲观主义
新闻周刊：《妈妈》、《儿子》到《回家过年》都得奖了，除此之外，你的家庭伦理片很多，共中还涉及到家庭暴力，现在又拍了这个《收养》，你对家庭投之于如此关注好像不是偶然的。这是什么原因？
张元：讲不太清楚，可能是我内心里最脆弱的东西吧。
苏州的凯蒂与她在美国的在家庭。新闻周刊：内心脆弱？能解释一下吗？
张元：我是个很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笑)
新闻周刊：跟你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吧？(笑)
张元：我实际上是跟我奶奶长大的。两岁时我离开了我父母，在我伯父家生活，六、七岁的时候又回到家了，(沉吟)我估计跟这段经历可能有关系。另外，我三四岁时得过重病，到1985年我来北京，在电影学院学摄影之前，我基本上生活在病痛之中，基本上什么药都吃过，我的悲观情绪跟我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成功感觉很短暂
新闻周刊：拍了那么多的纪录片，你对中国纪录片的现状怎么看的？
张元：实际上拍纪录片很需要一种精神。可中国人的心态是这么浮躁。你看前几天那个日本独立电影学术研讨会，大家谈论的都不是电影本身，不谈学术，却谈票房。纪录片第一没有票房，第二赚不回来钱，我所知道的国外纪录片大师一生都清贫如洗。日本的小川拍一个村庄，拍一个机场搬迁都要好几年。美国的怀思曼也一样，纪录片不是一个赚钱的电影。
新闻周刊：有人认为，如果纪录片注意市场的运作方式，也是可以赚钱的。
张元：我觉得从中国的现状来看，这是没有希望的。纪录片的整个发展和它的人文环境有关系，中国不行。拍纪录片不应该关心它会不会赚钱。
新闻周刊：你的这部纪录片什么时候在电视台放？
张元：还没有最后定下来，现准备做好招商和发行，我相信放映出来应该不错。
新闻周刊：如果有强大的物质扶持，你会拍商业片吗？
张元：实际上我是个操作性很强的导演。在我拍纪录片的同时，我也接了美国的贝纳通公司全球播放的一个大型广告片。我拍MTV，广告，很故事化的唯美的东西，像《东宫西宫》，我很多片子都会拍，我是职业导演，肯定不拒绝商业片。我是一个开放型的导演，虽然心里悲观，但我有精力，行动热情，喜欢和朋友交往，对工作有耐心，我有机会做很多的事情。我更希望把事情做大，做辉煌的事情。
新闻周刊：相对来说，你应该算是成功的独立电影人吧？
张元：我不喜欢成功这个词。《过年回家》得了十几个奖，我在上台领奖的时候当然会感到成功，但那个时刻很短。
新闻周刊：《收养》如果参加电影节，你觉得会有得奖的机会吗？
张元：我一般都不作这种预测，因为你并不知道评委是谁，他们的口味如何。(笑)
张元 张元1963年出生于江苏。
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
作品： 1990年第一部影片《妈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后获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和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1991年音乐录影片(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音乐录影片亚洲最佳录影片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音乐录影片《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音乐录影片亚洲最佳录影片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1——1994年开拍《北京杂种》并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别奖。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同年完成纪录片《广场》，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年青年领袖”之一。
1995年《广场》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
1996年故事片《儿子》获得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1997年故事片《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德布拉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 1998年《回家过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美国哈佛大学举行“向张元致意”电影展。
2000年完成数字电影《金星小姐》，该影片届时将制作出多媒体艺术在网上发布。
2001年完成电视纪录片《收养》。(《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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