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光养晦，躲过“压缩”

1962年4月18日，农场宣布40名职工调往其他单位。这年6月压缩人员进入高峰，压缩条件先是1958年“大跃进”时从农村和城市招进来的那些职工，之后，便是那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犯过错误”的人。

1962年6月1日，在农场劳动的两位教师以有“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退职。听说当时他们要求宁愿当工人，也不愿退职，但遭到拒绝。此时，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作为我这种“犯过错误”的人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被压缩的对象。

1962年6月15日，崔振杰来农场解决压缩人员的问题。他找我谈话，态度比较和气，他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对我先讲了当前的形势。他说：“学校今后的出路问题是办不办？是保留还是合并，上面还没有定板，但不管怎样压缩人员问题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我和大家一样的心情，希望学校最后还是能保留下来。”他的话题一转接着说：“我看你回山东怎样？”听到回山东，我的神经十分紧张，立刻回答说：“我离开山东一、二十年了，老家早已没有人了，我是个残废人，回山东怎么办呀？”他听了后表示同情，说：“好吧，那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事后我分析，我能躲过压缩人员这一关，主要有两点：

第一、 崔认为我的确是“改造好了”，我自从劳改营回单位后表现很好，丝毫没有流露出对他的怨恨和要“翻案”的想法，我已服服贴贴的认罪了，对他的权力早不构成任何威胁了。他看到我妻离子散，孤苦伶仃沦落到了一个“乞哀求怜”的地步，可能动了怜悯之心。

第二、当时的国内“极左”政治气氛趋于缓和。后来我才知道1962年1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这位“万岁爷”作了“自我批评”。二月广州会议在周总理、陈毅的主持下，许多高层人士、知识分子，提出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发出要求甄别“右派”的呼声。这促使毛泽东对“右派”一度放宽松了一些。据说当时安徽省已开了甄别“右派”的先例，但后来“文革”时省委书记李葆华因为“右派翻案”成了一条罪状。（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同年7月21日，学校廖正兴来农场召开职工大会。从他讲话中得知，四川省属技工学校13所，只保留本校在内的3所学校，其他的全部撤销。他还当场宣布校党总支决定：五名职工各自回农村。这算最后的一批压缩人员了，躲过了“压缩人员”这一劫，我就在本单位站稳了脚，为我以后的生活出路，重建家庭，平反冤案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关系到我后半生命运的大事。因为我不流露出半点想翻案的思想，才躲过了这一劫。这是我韬光养晦的成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