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5日讯】　作者按：二零零二年《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我当时为《时代》写了一篇英文稿，一直没有中文版本。今天紫阳走了，我在无限悲痛之中几乎无力成文，谨将这篇旧文译成中文，加了副题，含泪遥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紫阳，中国政治改革的旗帜，中国老百姓的贴心总理，世界没有忘记您，历史不会忘记您，安息吧！
　　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赵紫阳做出了正确的事情。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时近午夜。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确定他们的军事戒严计划，准备镇压天安门广场上有上百万人参加的民主运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他可以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里，与那些解放军指挥官一起召唤军队进城。可是，他却来到群集的学生面前，疲惫地站在那里，双眼含泪，在黑暗中呼吁学生撤离广场，不要等到一切太晚了。
　　事实上已经太晚了。无论对抗议者还是对赵紫阳本人来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就要来对付民众，赵紫阳对此完全不能赞同。他发自良知的反对行动，等于挡到了坦克面前。接着，他被剥夺了权力，他在中国的最高权位被来自上海的江泽民取代。自此之后十三年了，赵紫阳和他的妻子梁伯琪一直生活在软禁之中。
　　赵紫阳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政治上的自我毁灭？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说，他来到广场，希望以这个和解的姿态赢得学生支持，以便对抗包括李鹏在内的强硬力量。但是他失败了，那是严重失算的政治伎俩。另一些人的说法相反，认为赵紫阳过于天真，他以为自己是安全的，他错误地判断了自己与党决裂所可能承担的风险。
　　可是，那天夜里，我对赵紫阳探视广场学生的举动完全不感到惊奇。我知道，他在试图保护学生，也在捍卫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记得当年我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工作岗位上，参加到赵紫阳所组织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班子的时候，我曾经预期将会和一个善变的、没有原则的、精于自我保护的共产党官员一起工作。可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当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和赵紫阳一起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面对这样一位领导人和这样一个悖论：他坚定地承诺要改变那个支撑他的权位的政治体系。
　　随着对他的了解日益加深，我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赵紫阳把政治改革看作“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他相信，经济进步与民主变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早在一九八六年，赵紫阳就首先主张实行差额选举，让选民有权选举从村民委员会主任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各级领导人。历史地看，他的经济政策也同样进步。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实行从现实社会主义转型的理论。这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作为一个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而有魅力。记得在会议上，他常常会举出一些包括个人经验在内的事例，不时还会引证古典著作或外国小说来阐述他的观点。有时候，他的首席助手鲍彤会激昂地与他争辩。赵总是微笑着全神聆听。他绝不是那种不容争论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领导人。他重视对话和沟通，不仅仅是在这样的高层内部会议上。他建议举行全国性的对话，提高政府透明度，让一般老百姓也能了解甚至参与决策过程。
　　这是因为他相信人民。他曾经与人民一道经受过磨难。他的父亲，河南省的一位地主绅士，在四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之中被共产党处死。在广东省工作期间，他属于那种共产党里少见的具有良好民间声望的领导人。在四川，赵紫阳早在七十年代就着手推行经济改革。“要吃粮，找紫阳”，说的就是这段往事。
　　据说，今天监管赵紫阳的那些警卫，必须定期轮换。一旦执行任务超过几个月，他们就变成了这位老人的朋友。在八十多岁的风烛残年，他不对任何人构成任何政治威胁。可是，他认为中国要走民主道路的这种历史远见，却被认为是危险的。十多年了，今天，赵紫阳还会引用他喜欢的（也是马克思所喜欢的）那句话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这样一位领袖的写照：他明白权力需要付高昂的代价，而坚持理想，则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作者吴国光，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在赵紫阳任总理、总书记期间担任其政治改革智囊及讲演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