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里紧张的做花之余，听一听那些前中共官员讲一讲官场的黑暗，有时颇有些可笑。但看守所里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让人笑不出来，警察也不把那里面的人当人看，如把每月一次的家属送东西进来称为“拜山”，这是广东话，祭扫墓地的意思。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下来。一个刚进来不久的犯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快死去——不是被犯人打死的，而是被那个环境折磨死的。他的脸色就像泡了很久的酸菜的颜色，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死人。警察叫犯人把他的尸体用床单包裹着就抬出去了。正如恶警所言：“你们在这里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对于活着的犯人，看守所剥夺了他的全部人格尊严。与任何一个警察说话都要蹲下；要剃光头；吃每顿饭前要大声背监规；每天要蹲下举手报数十几次；警察和武警时不时抄仓，所有犯人要求在阳光下脱光所有衣服，女犯亦是如此；每个监仓都安装了摄像头，说是防止法轮功学员炼功，另一方面，那些流氓恶警正好用其观看女犯洗澡、上厕所；有时必需日用品会缺失，比如有段时间没有纸巾用，大便完只能用水洗，或用做胶花的花叶，再用这样的手去做花、剪开心果。

对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来说，承受的比普通犯人还要大的多。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要做好人，一夜之间却被打为叛逆，并要被非法关押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这不是人世间最大的冤案吗？

对于“大.纪.元;”案这批学员来讲，我们还长期遭受着恶警对我们进行的审讯迫害，历时半年以上。每个人总共不下几百次提审，基本上每天都要审讯几次，也是创历史记录的，足见中共当局对“大.纪.元;”的惧怕。我们的案子被定为“1216专案”，珠海市公安局为此调集了珠海市各区分局的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由一个处长任组长。所有的审讯结果则直接上报中央。审讯有时持续到后半夜2点多钟，再由大狼狗带回监仓。他们从我这里审不到什么，就会每隔一段时间换几个警察。有时警察见面就开始狂骂不止，一骂连续8个小时，什么脏话都能骂出口，中共的警察还有什么“素质”可言？一天，来了两个年轻力壮的警察，他们见从我这里审不到有用的东西，就叫我跪下，我拒绝，遂开始用大皮鞋踢我的腿、身上，我的小腿被踢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次日，我在监仓里公开炼法轮功，被看守警察辱骂，并以锁“飞机”酷刑相威胁。

“冤，冤，冤……”一个“冤”字在我头脑中回荡。汉字的“冤”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兔”字，意即兔子被压住，是为冤屈。我想到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始于1999年，那年正好是兔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是出生于兔年（1951年）。

2001年3月底的一天，监仓里前面几个有闲的人又在谈论中共恶党官员的丑闻。他们谈到珠海市某公安局长光着膀子、戴着项链，当街强抢民女，无人敢管；一到星期六傍晚，珠海好多官员都开车去大专院校接女学生，第二天早上再送回来……突然，我感到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生。

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这样污浊的环境！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还有周围人的言行，都是那样的污浊！修炼法轮功有什么错啊？中共真是腐败透顶，那些贪官污吏真是无恶不做，他们有什么资格抓捕、关押、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我们法轮功学员做事首先为别人考虑、遇到问题向内找，不知比他们好多少万倍多少亿倍呢！

回想起自非法抓捕以来自己遭受的委屈，打骂、侮辱、奴工、审讯、饥寒、不能自由上厕所、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冰冷的硬木板大通铺，还有无边的寂寞，这一切都残酷的摆在我的面前……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大哭起来。

我感到很多不好的化学物质从我的眼泪排放出来，心里感到好受一些；同时我也是真心的在哭，为自己的冤屈在哭，为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冤屈而哭。我的哭声是真诚的，也是具有感染力的，我相信，因为那一时刻，监仓里谁也不敢说一句话，只有我的哭声。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哭声中所承载的那种莫大的冤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的这句词打入我的脑海，我感到恰点到了我：那年我是将近30岁，从北京到珠海也差不多8000里路。念及此，我更感悲壮，往事如电影般浮现……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没有文化。199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一个小县城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上大学后，我的成绩也很快跃居全班第一，并任班长和精仪系科协副主席。1997年下半年开始，不知怎的，学习之余，我总是在思考人生与历史的问题。秦朝之前的历史我不敢妄想，但感那时的人道德修为极其高尚，这从《封神演义》中就可看出来。秦朝以后的历史，我反复的想，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不知这朝代更替到底为了什么，人类将如何发展，中国将如何发展，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历史感，更产生一种对终极真理的渴望。直到有一天，《转法轮（卷二）》中的八个字点醒了我：“悠悠万世，几人不迷。”我一下子觉的，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从此我每天都到清华十食堂边上的小树林参加集体晨炼，那个炼功点儿多时有上百人同时炼功，而清华总共有十来个炼功点。我们还每周聚会两次，大家集体学习法轮功著作，交流心得体会。每到周末，我们经常还要参加数百人到数千人的集体大炼功。那时每天清晨，只要是在北京的街头上走，到处都可听到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到处都可见到黄底红字的“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横幅。可以说，对每一个1999年7月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来说，那段时光都是最最美好的。

然而，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恶人的嫉恨。1999年7月20日，恐怖从天而降。一时间，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充斥了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北京的温度也随即骤然升高，地面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连不炼功的人都觉的如生活在地狱中一般。

1999年7月21日早晨，我去国务院信访办为法轮功问题上访，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一辆警车停下来，下来两个警察，拦住了一对农民夫妇，问：“干什么的？是炼法轮功的吗？”“是”，农民夫妇回答道。“为什么来啦？”“为法轮功上访。”“放着好好的地不种，到这儿来上访？给我上车吧！”说着，警察就往警车上拉这两位农民夫妇。农民夫妇义正词严的问：“为什么抓我们？我们犯了什么法？”“问什么？这是上边的意思！到局子里你们就知道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共的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顿时感到我们法轮功学员受到的冤屈太大了。奉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面对共产党的暴力国家机器，将承受怎样的苦难呢？我不敢想像。

之后我多次为法轮功问题上访，每次遇到的魔难也都不一样，有一次胸部还被军警打伤。其间我也遇到很多从外省份赶来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数不胜数。由于进京火车、汽车被堵，一位湖南女学员，只身一人骑自行车到北京上访；有的外地学员为了不被查出原籍，把身份证扔了；海南海口市的一些学员参加完99年8月8日的“万绿园”集体大炼功后，又去很多地方找当地学员交流，带动更多的学员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1999年10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山东招远的一位名叫赵金华的农妇，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镇派出所活活打死。同修的牺牲唤醒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10月15日左右，我到位于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国家信访局上访。到了那里才发现，堂堂的国家信访局连个像样的大牌子都不敢挂，只有一个小铁牌子，而且字是朝里的。穿过一个小胡同就是信访局办公室。小胡同里聚集了很多人，有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也有不炼功的上访群众，另外就是来“截访”的各地警察。这个“截访” 绝对是中共特色的东西，也就是说各地警察到北京来截住本地区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进信访局之前就把他们抓回当地，因为江氏政府早就下令，如果哪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当地公安局长要受处分，甚至就地免职。

我走近那个小胡同，看到有些长期上访的人就在路边用几块红砖搭一个简易的炉灶，用破锅煮点东西吃。“哀民生之多艰”啊。待我再往里走，好多“截访”的警察窜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清华大学的，他们都感到吃惊，“啊？清华的也来上访？”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当官模样的，对我说：“进去就是劳教三年，不进去就没事儿。”中共把自己装点门面设立的信访局变成了鬼门关。很多人都围过来看热闹，我就趁机给大家讲法轮功真相，平时还没机会讲，这回正好这么多人都来听，我就给他们讲了很多。

1999年10月25日，江XX擅自对法国“费加罗报”称法轮功为“X教”。10月28日，中共官方媒体透过一篇所谓的评论员文章宣布“法轮功是X教”（镇压至今，中共从未敢在任何一条法律条款里称“法轮功是X教”，也就是说，镇压法轮功毫无法律依据）。镇压法轮功确实在升级。北京当天气温骤降，刮起了凛冽的寒风。

我辗转来到北京的西方记者公寓，就法轮功真相接受了他们的采访。没想到刚走出记者公寓的院子，一辆高大的摩托车就挡住了我和另外一个学员的去路，刚转身，发现后面同样有一辆摩托车。这时从马路边上停着的黑色轿车内窜出几个人，飞快的把我拉进轿车，按倒在底盘上，双手背铐，搜出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把我的背包也抢走了，并开始打我的头，边打边说：“敢跟政府作对！”

汽车颠簸着不知走了多远，后来我被拽下车，拉进一个秘密看守所连夜审讯。他们审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不怕得爱滋病？”，言外之意是西方人都是爱滋病患者。审讯过程中，我知道了绑架我的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他们对我前几天接受美联社和香港记者采访等事都很清楚，这就表明所有驻华外国记者的电话全部都是被国安监听的，他们的行踪也都是被监控的。

后来得知当天丁延等学员举办了更大型的面向西方记者的新闻发布会，外媒称这是“打在江泽民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他们成功离开北京，并举办了广州法会。丁延的心得体会“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其中一句是“其实，我觉得修多高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只因为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生命才有了意义”，激励了更多的学员走出来证实大法。

2000年6月，我再次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那天天气特别好，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很多学员都来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示对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抗议。黄底红字的横幅在碧蓝的天空映衬下熠熠生辉，也许只能打几秒钟，就会被扑过来的恶警夺走，但那一瞬间的辉煌却定格于天地之间，其浩然正气贯穿于穹宇。

之后我还参加了在清华小树林炼功点的集体炼功，总共有10来个学员参加。很快，清华派出所的恶警雇佣了一车流氓打手过来抓捕学员。我的双手被从身体后背铐住，头朝下扔到车上，拉进派出所。在那里，他们又打一个女学员，我高呼“不许打人！”结果一个恶警过来朝我的太阳穴猛击一拳，我被打倒在地……

2000年6月，北京工商大学讲师赵昕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炼功被北京海淀分局非法野蛮抓捕。3天后被打成颈椎4、5、6节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送往海淀医院抢救。随后很多北京法轮功学员轮流到海淀医院看望赵昕。我也多次去看望，但见赵昕躺在急救室里，脖颈处插着呼吸机，一只眼睛严重受伤。后来得知，赵昕于2000年12月11日不幸离世。

另外，我被清华校方及公安局、国安局不知找了多少次谈话，被两次休学，直至最后加入大.纪.元;网站的建设工作。如今，我又身陷囹圄。我从一名将成国家栋梁之才的清华学子一下子变成了“罪犯”，被强行关押在如此肮脏污浊的环境，真宛如从天堂掉进地狱。然而我并不是遭受如此冤屈的唯一一人，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都在遭受着偌大的冤屈。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面对中共的残暴、无耻与荒淫，我别无选择。我决定开始绝食、拒绝奴工，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