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13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編譯）最近，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特朗普）重新啟用了他第一個任期內最具創新性的策略，整個過程悄無聲息，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傳。事實上，我認為這項措施是近百年來最具創造性的政府改革方案。

川普總統的行政命令為聯邦政府雇員設立了一個新的類別，適用於所有參與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公務員。這項行政命令實際上是對其第一任期末期一項類似行政命令的復辟——該命令很快被繼任喬‧拜登推翻——同時也是對其第二任期初期宣布的另一項行政命令的最終確認。

川普總統的這一舉措意義重大。通過這種改革，公共部門，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與私營部門的常規勞動實踐接軌。這有助於恢復人民對政府的部分掌控。人民選舉總統。總統可以控制行政部門的用人，而不是受制於一個永久性的公務員階層。

這正是建國先賢們所創建的制度。令人費解的是，這套體系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被如此截然不同的體系所取代的。直到19世紀80年代，美國才出現根深蒂固的公務員階層（class of civil servants）。即便如此，聯邦政府雇員擁有永久職位，而不受總統意願的影響，又過了75年才成為常態。

當然，那些墨守成規的人對這項改革感到震驚和恐慌。但是實際上，在一個自詡自由的社會裡，這項改革完全合情合理。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任何勞動者都可以隨時離職，而無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根據合同條款，或許可以達成和解，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強迫他人違背意願工作。這符合慣例，也與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13th Amendment）相符：「除因犯罪而被依法判處刑罰外，奴隸制或強迫勞動不得存在於美國境內或受其管轄的任何地方。」

強迫勞動就是非自願奴役。我們不這樣做。

當然，凡事皆有兩面性。如果企業不想要某位員工或想要終止其職位，任何人無權強迫雇主繼續僱用該員工。沒錯，這意味著僱傭關係是「隨意僱傭」（employment at will）的：你可以隨時辭職，但你也隨時可能被解僱。

這聽起來有點嚇人嗎？也許吧。誰不想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個無論你多麼無能都不能解僱你的老闆呢？當然，但是如果員工也可以隨時離開，那就不可能實現這一點。自由是雙向的。

私營企業裡的人都明白這一點。沒錯，公司可以像一個大家庭，你和老闆關係可能很好，同事們也很看重你。但是如果經濟效益不佳、公司重心轉移，或者你得罪了經理，你可能瞬間就會被掃地出門。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所以都會按照規矩來辦事。

這套系統現在也要引入聯邦政府了。其實早就該這樣做了。我們已經看到數據，願意為政府工作的人數出現了歷史性的下降。現在正處於60年來的最低點。

這樣很好。政府工作不應該成為任何人的閒職。政府工作應該是服務公眾的使命，而不是與結果無關的終身保障。F計劃重申了這個基本現實。

【譯註：F計劃（Schedule F）是川普總統發布的一項行政命令，旨在將被認為對政策有影響力的聯邦職業公務員重新分類，F類雇員將失去原有的就業保護，成為可解僱的人員，總統可因其「未能忠實執行總統政策」而將其解聘，且無需說明理由或提供申訴渠道。】

這項改革簡潔明了。它為那些職責涉及政策制定、政策實施或重要諮詢角色的聯邦雇員設立了一個新的類別——F類雇員。

這些職位將不再享有舊公務員制度近乎鐵飯碗一般的保護。取而代之的是，它們將按照美國私營部門所有員工都熟悉的「隨意僱傭」原則運作。

作為行政部門首腦，總統重新獲得了任免權，可以任免、管理，並在必要時罷免那些未能推進選民所支持議程的人員。換而言之，他可以真正行使總統權力，而不是淪為傀儡。

這並非激進之舉，而是復興之舉。1883年的《彭德爾頓法案》（Pendleton Act）開啟了公務員隊伍的專業化進程，其初衷看似良好：終結分贓制（spoils system，也譯為獵官制），減少明目張膽的裙帶關係。然而，數十年來，它卻演變成建國先賢們難以辨認的模樣。它催生了一個與世隔絕的行政階層，他們將民選領導人視為暫時的，而將自身視為永恆。這意味著政府的控制權從人民手中轉移到了官僚手中。

到20世紀中葉，終身制、類似工會的保護以及任何選舉都無法徹底改變的官僚主義慣性已經成為常態。

美國開國元勛、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51-1836）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第51篇中警告說，政府需要競爭壓力：雄心壯志與雄心壯志之間的較量。現代行政國家卻顛倒了這一點。它設立了第四個權力分支。這個分支未經選舉產生，不受問責，而且常常與它聲稱要服務的民主意志背道而馳。

F計劃開始逐步恢復憲法秩序。行政部門現在可以左右行政部門的運作。這在共和國中不應該引起爭議。

批評人士稱，這將使官僚機構「政治化」（politicize）。頗為諷刺的是，官僚機構多年來一直處於政治化狀態，而且只是朝著一個方向發展。職業官員在川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內就洩露不利於他的消息，拖延執行合法命令，將機構武器化以打擊政治對手，甚至精心策劃了一場陰謀，試圖將他趕下台。

各機構內部的「抵抗」（resistance）並非隱瞞，反而被主流媒體大肆宣揚。恢復總統權力並非引入政治，而是讓政治重新對選舉負責。

另一些人則警告說，這將是一場「清洗」（purge）。事實上，沒有人說要解僱公園管理員、空中交通管制員或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F計劃的目標是裁減大約8,000個職位——政策分析師、高級顧問、法規撰寫人員和項目執行人員等——而聯邦政府的文職雇員總數超過250萬。這只是一個很小的開始。這些職位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因為政策本身就是政治性的。

一位以放鬆管制為競選綱領的總統，不應被那些認為自己職責是維護監管體制的官員所阻撓。決定政府走向的是選民，而不是官僚。

與私營領域進行類比，仍然是為這類改革辯護的最有力的方式。在商業領域，業績不佳者會被淘汰。戰略調整時有發生。創新需要全新的思維。任何一家嚴肅的公司，如果永遠無法更換那些積極破壞首席執行官願景的管理人員，都無法生存下去。每家公司都需要一套「分贓制」，否則就會衰落。

政府一直假裝可以按照不同的規則運作。結果是機構臃腫、規章制度自相矛盾、職能範圍不斷擴大，以及與公眾日益脫節。對成為聯邦政府雇員的興趣出現歷史性下降就是一個警示，因為有才之士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官僚制度的弊端。而F計劃將吸引不同類型的公務員，即那些希望積極執行政策而非僅僅阻礙政策實施的人。

最高法院近期對行政機構的質疑態度——例如在洛珀‧布萊特企業訴雷蒙多案（Loper Bright Enterprises v. Raimondo）中推翻了「雪佛龍尊重原則」（Chevron deference）——表明司法環境更加開放包容。儘管如此，行政部門仍應謹慎行事：制定明確的F計劃職位認定標準、確保流程透明、並建立有據可查的績效標準。

這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文化因素。長期以來，聯邦政府雇員普遍認為，個人能力和對民選領導人的忠誠，這些都是可有可無的。績效考核往往流於形式。即使是極其嚴重的瀆職行為，也很少被解僱。然而，F計劃改變了激勵機制。政府員工將會明白，他們的成功取決於能否交付符合政府優先事項的成果。這種一致性並非盲目忠誠，而是民主問責制。

當然，F計劃並非終點，而是起點。它與其它舉措自然契合，例如：監管預算、廢除舊規、機構重組以及縮減聯邦政府的整體規模。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規模更小、不受政治掣肘、反應更迅速而且真正受民主控制的政府。

一個世紀以來，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在沒有受到嚴格憲法審查的情況下不斷擴張。扭轉這種局面需要創造力和毅力。美國人民有權擁有一個反映他們意願的政府。當數百萬民眾投票支持減稅、減少監管、加強邊境安全和保障能源充足時，他們期望這些意願能夠轉化為實際行動，而不是被一個將延續性置於一切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團所削弱。

建國先賢們設計了一套權力分立、人民主權的體系。他們無法想像如今龐大而又被權力攫取的官僚機構會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職能。F計劃是對此進行的一項修正，雖然改革幅度不大，但改革的意義至關重要。它告誡政府職員：公職人員是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總統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反過來。

在一個自由社會裡，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迫留用不再適合公司使命的員工，任何員工也不應該被困在不再適合自己的工作中。將這個原則哪怕只是部分地應用於華盛頓，在如今看來，也早已刻不容緩。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Schedule F Is Back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