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8日訊】郭泉：民主先聲18：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時代還沒有到來

《論語‧鄉黨》記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孔子在游山觀景的時候，看到山谷裏的野雞能自由飛翔，羡慕山梁雌雉“得其時”，而聯想到自己東奔西走，無有回應。因此，他感歎生不逢時。

孔子的哀怨，說明知識份子和時代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

那麼，孔子的時代是什麼樣子呢？我們能從中分析出知識份子需要什麼樣的時代，或曰，在什麼樣的時代，知識份子才能最樂意地發揮最大的作用呢？

知識份子的第一個時代是孔子的時代，雖然與老子和老子的門徒相比，孔子要積極入世很多，但是，孔子也很清楚，儘管他和他的門徒們自己知道什麼是社會必需的，但卻沒有可以實現的希望。最後，孔子也不得不絕望。如今孔子雖然被閱讀，但是又有幾人能真正體悟孔子對“禮崩樂壞”的極度焦躁之心呢？

知識份子的第二個時代是革命時代，當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達到人民的生命極限的時候，民眾和知識份子的融合，才催生了革命者以及革命者的思想。在革命時代裏，他們是革命的，他們認為需要號召激烈的變革，並希望這些變革（部分地是由於他們的忠告的結果）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實現。他們中也有極少數人拿起了武器，成為戰士。

知識份子的第三個時代是自由時代，只有當歷史發展到社會公眾開始意識到知識份子的意見是可取的，至少意識到是善良的時候，知識份子才是與時代環境和諧的。這種和諧表現為，例如知識份子在提出他們自己認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的時候，他們深信他們的提議是會被人歡迎的，至少是被眾人認真思考的。而且即使他們的思想不被採納，他們也不會因此就不喜歡他們自己所處的世界。

綜上，目前中國的知識份子（御用文人、朝廷鷹犬除外）還處於孔子時代。知識份子與社會的和諧時代還沒有到來。於是，當代中國尚存良知的知識份子難免不發出與孔子一樣的哀歎：“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郭泉：民主先聲19：公共知識份子的天職是批評主流政治

我想，開始這篇文章之前，應該先確定下什麼是公共知識份子。

不要看到公共兩個字就立即想到那些時常在媒體出現的御用文人。不，他們不是公共知識份子，因為這些御用文人代表的不是公眾，而是他們的主子。他們的主子是以公眾為敵的，因此，御用文人恰恰是公眾的敵人。

公共知識份子是指代表人民、代表歷史發展正方向的“社會良心”。他們最突出的表現是，當集權者的利益、各種偏見，全都聯合起來反對民眾的時候，這些“社會良心”敢於批判主流政治。

舉一個去世不久的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典型：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份子”蘇珊‧桑塔格去世，享年71歲。蘇珊‧桑塔格一直是一個高度被關注的公眾人物，由於其社會批判的力度而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蘇珊‧桑塔格始終對美國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場，尖銳抨擊美國發動的轟炸前南聯盟和伊拉克戰爭，並一直為美國政界所詬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為她頒發耶路撒冷文學獎的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毫不客氣地指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野蠻行徑，“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裏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裏不會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關於對他人的酷刑》，針對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將美國士兵與薩達姆的行刑隊，甚至納粹軍隊相提並論。

蘇珊‧桑塔格不是為她自己活著的，她是為了全人類的良知活著的。她的良知就是為了民眾不被主流政治愚弄和欺淩而展開批判。

這就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天職。

儘管中國還處於實際上的“秦政”的延續，但是從外部滲透的自由思想，還是使得中國產生了一批公共知識份子，他們的言論在當代公共生活中產生了影響，但嚴格說來，這個說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義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對的意義上才能成立。

公共知識份子的存在以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前提，在沒有這些自由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言論要麼是自我設限的，要麼是必須冒受到懲罰的風險。

那些稍有實質意義的觀點得以成為公共言論，全靠言者的言說技巧和讀者的解讀技巧。事實上，中國人在長期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已經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達和領會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閱歷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辭的說法、那些缺乏主語的句子、那些故意張冠李戴的稱呼是什麼意思。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尷尬就在於此，即我們必須始終要注意用高技術含量的話語來行使公共知識份子的天職，否則就準備好去見上帝。

而我，就早已準備好去見上帝了。

郭泉：民主先聲20：極權、資本與媒體，聯合絞殺了中國公共知識份子

90年代中國進入“極權時代”，這個極權不僅在意識形態上保持著一種張力，而且也開始覬覦在全方位內落實這種極權。極權很快發現，只要在經濟上和思想上落實極權，那麼中國的一切都處於極權的蔭翳下了。

極權介入知識體制後使得知識體制官僚化，使得知識份子的生存資源和發表資源都集中在了極權、在知識體制內的代言人手裏。

極權還利用其手中控制的權貴資本，通過90年代中期以後的市場擴張，使得文化的生產象其他消費品的生產一樣，被強制性地納入了市場的軌道，過去知識份子或者為神聖的使命、或者為表達自我而寫作，如今市場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費者的欲望而生產，並且按照市場的規則進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這是極權演變的權貴資本對思想進行裹挾之後所幹的真正勾當。其勾當最後表現在權貴資本與媒體的合謀，壟斷了輿論。以前是極權直接發佈輿論，而當極權通過權貴資本控制媒體之後，他們聯手過濾掉他們不喜歡的話語，封殺他們不喜歡的知識份子。相反，他們力捧他們喜歡的文人，利用這些御用文人發佈極權的觀點。一切做的非常隱蔽。極權躲在背後操縱著一切。

西方對公共知識份子的定義是：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雖然中國的極權、權貴資本不喜歡知識份子，但是他們知道人民喜歡公共知識份子，於是他們就必須找出一些他們喜歡的知識份子來充當“公共知識份子”。讓人民覺得這些“公共知識份子”說的話是正確的，是在維護人民利益的，而實際上這些御用文人假冒公共知識份子的名義發佈著實際是極權和權貴資本發佈的輿論。

於是，中國的極權、權貴資本與媒體的合謀，產生了一些時常出現在媒體上的知識份子。他們經常被人民誤認為是公共知識份子，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他們貌似“為人民著想”的觀點，其實完全是在幫主流政治給人民設定一個圈套。這個圈套就是為了讓人民以為這不是主流政治的強迫，而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建議。

而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的觀點，人民是永遠聽不到的。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在中國早已喪失了話語權。

郭泉：民主先聲21：奠定公共知識份子地位的，不是學問的多少，而是良知和勇氣

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現象，歷史上留下英名的知識份子，只有兩類，一是發明或傳承文化文明的知識份子；另一是反抗所處時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識份子。

當國家處於一種正常態的穩定發展的時候，第一類的知識份子由於他們的傑出貢獻而使得他們名垂青史。例如，司馬遷、祖沖之、李時珍等文化、科技方面的歷史名人。

當國家處於一種非常態的狀況，例如出現違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殊條件的時候，第二類知識份子就開始不斷出現。這個時候，中國知識份子也面臨著特別的、困難的選擇。一方面，轉型期的社會現實非常需要敢於直言的公共知識份子；另一方面，“穩定壓倒一切”和所謂“輿論導向”的要求處處鉗制言論。說還是不說、說什麼、怎麼說，對每一個知識份子都是選擇、都是問題。

面對這一棘手問題，這時的知識份子產生了分化。他們分化為三個大的類型：一是書齋型學者，他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一是成為御用文人，謀求生存機會；第三類型是革命知識份子，他們是“反抗所處時代主流政治的公共知識份子”。例如，李大釗教授、聞一多教授、瞿秋白教授。

此三位教授在各自的專業教學、研究上的成就充其量說也就是一般的學術水準。與他們同時代的和他們相同學術水準的人在我們的記憶裏、在歷史教科書上都早已蕩然無存了，而這三位教授卻永垂不朽、流芳百世，這是什麼原因呢？

如今，我們回過頭來看當時的社會狀況，我們會發現其實現在也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的問題既複雜又簡單，所謂複雜是指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情況層出不窮；所謂簡單則是價值與是非涇渭分明。此三位教授，卻始終堅持人間正道，殺身成仁，捨身取義。

於是，我們知道，評價公共知識份子的尺度不是個人知識的多寡與深淺，而是良知與道德勇氣。

郭泉：民主先聲22：極權集團正在把人民的財富共產到他們的腰包裏去

經過23年的政治和哲學研究，我得出了和馬克思一樣的終極結論：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不幸的是，考察當代中國後我不得不認為，至少在現階段，共產這兩個字，在中國是極權集團用來掩蓋“剝奪”一詞的代名詞了。

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人民革命在最初的時候，其實都是打著“共產”的旗號的，例如最有名的陳勝吳廣起義，他們的口號是“均貧富，等貴賤”；40年代，我們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千百年來，革命的口號有這樣那樣的“與時俱進”，但是其“共產”的要求卻如出一轍。

人民革命往往爆發在貧富分化最嚴重、階級剝削最殘酷的時代。人民革命的初期，革命者的要求的確是“共產主義”。但是，革命成功後，革命者及其家屬，從被剝奪者一躍成為統治者。一切就發生了變化。在革命過程中的被共產掉的，以及事先答應的要共產的，在新的統治者執政後，陸續又回到了統治者手裏。一切又都恢復成了老樣子。

這一情況，在列寧領導的蘇聯革命成功後，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成功後，都有極其顯著的表現。特別是1952年2月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因貪污等罪行被判處死刑，這使得毛澤東意識到，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奪取政權的革命者很有可能會快速蛻變成一個新的權貴階級，從而使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成功、果實化為烏有。於是毛澤東策劃了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走資派）的各種運動。雖然，毛讓國內最大的走資派—國家主席劉少奇身陷囹圄，最後卒死獄中，但是，走資派在毛去世後，立即消滅了毛派革命者“四人幫”及其團隊，走資派在清算毛思想的鬥爭中，得到了巨大的勝利。

毛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被終結以後的情況，大家都很熟悉了。

走資派，還在走！他們在新時期，完全集結成一個極權集團，他們對外軟弱，對內暴戾。他們繼續使用共產的名義把人民的財富都共產到集團內部，而根本不考慮人民的幸福指數。

然而，對再次淪為被剝削者的人民來說，這次有了一個大麻煩，即新權貴的權力的獲得是他們高舉共產進行暴力革命的結果，而人民對這些新權貴的革命、反抗和其他什麼牢騷怪話，就立即被這些極權輕則污蔑為一小撮壞人煽動不明真相群眾的“群體事件”，重則用法律手段打成“反革命”或判定為“顛複”罪了。

所以，無產階級奪取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後，決不能換一套新人馬去做以前一樣的事情。如果只是人員變動，而不更改舊的統治性質的話，那麼革命本身是毫無意義的。只是趕走了上一批剝奪者，而置換上了新的剝奪者而已。

人民革命，意味著，從開始到最後，都必須把共產主義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目前，極權集團正在把人民的財富共產到他們的腰包裏去，這是嚴重地背叛共產主義的行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進行無產階級的二次革命，革命成功後用民主的方式對革命成果加以固定，惟此，才能最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否則，就產生新的極權壓迫。(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