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9日讯】私有制度，往往为许多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人民视为自然。故对其重要性不去细究。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人，并有机会旅美深造，几年之研究与对美国及中国海峡两岸之观察，使笔者对私有制度之优越，深感折服，建立私产制度乃是大陆改革之关键。

中共的一部分保守势力，对私产制度的反对，是不符合中共自己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已实行了数千年的私产制。若其弊大于利，人类社会恐怕早就灭绝了。我们反观公有制，仅仅四十余年，便把所有实行它的社会搞得一穷二白。私产制度是一个能够选择制度的制度，私有产权之要义，不外乎财产所有者有全权处置其财产，或消费之，或使用之生利，或让之于他人。但这个要义对社会经济之影响，乃十分深远。

在私产社会中，亿万所有者为追求各自的最大收益而自由的进行交易、契约。正是由于亿万人用自己的财产去冒风险、精打细算，去试验各种经济制度，劣者淘汰，胜者幸存，使得现代市场制度日趋完善。若共产主义大锅饭生产方式能够有效的提高收益，则在私产社会中人民亦可采用之。例如，在美国并无一条法律禁止农民组成“人民公社”。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消灭私有制，且不论“大锅饭”是否有效率，仅就禁止亿万人民对各种体制选择这一点，这种强迫的公有制就显然落后于私有制。再者，由一个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告诉亿万人去任何最有效地追求他自己的收益，怎么能比由亿万人用每个的才智、用他们自己的财产去冒险，来扩大自己的收益更有效呢？

私有制不仅是人们追求最大利益的最有效之经济制度，而且是人们政治自由之基本前提。这一点，更为人们所忽略。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创始人洛克·孟德斯鸿认为，为保障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力不受强权专政之侵犯，公民必须能在经济上独立。而要在经济上独立，法律保障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权，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持有财产、自由契约，不仅是经济观念，而且是政治、人身自由的主要部分。

而共产主义所有制，在大陆叫做“全民所有”，乃是政治上不自由之前提。在实际中，“全民所有”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全民所有在实际中会变成无人所有、大家都可滥用、谁都不会去保护的“公有”财产，国家必须出面把“全民”的财产变成国家所有。在大陆，有由中共代表国家，把有一切经济资源。在这样的体制下，政治自由是不可能、而且是危险的。

其不可能，是因为共产党既然支配一切资源，则必须使全国人民听从其经济命令，否则无法运作；同时共产党要用宣传机器宣传其经济命令之正确性，以利其贯彻，并禁止反对其经济命令的意见的传播。于是，言论自由便不可能。

其危险性，是因为在无法律保障私产的社会中，经济资源为“全民所有”。若公民享有政治自由，那么将会成为无政府状态，人人设法侵占“全民所有”的财产以及其他私人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文革中的“经济主义”、挥霍公共资产、与“打砸抢”、“抄家风”，便是例证。

同理，大陆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的改革，虽然借鉴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经验，但在许多方面，并未取得应有之效果。如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由于产权不明确，一旦放权，企业就滥发奖金、和分产品。由于价格改革，价格在所有制市场经济中是调配经济资源的信号与指示。但在公有制中则不然。在大陆，单单开放物价，并未达到使其资源合理有效调配之目的。这些失败，其根本原因，乃是没有建立私产制度。

故笔者认为，建立有法律保证的私产制度，鼓励民营、最终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台湾经验之精髓之一。大陆学台湾，要学此根本，仅学皮毛，则治标不治本。

然而，在经过世界上最彻底的共产革命之后的大陆建立私有制度，绝非易事。最大的障碍之一，乃是几千万共产党干部。他们是现有制度的产物，是既得利益者。因而亦是改革现行制度的最大阻力。故若要避免革命，和平的完成私有化过程，则改革必须保证这一干部阶级在改革中放弃他们在公有制的职位，同时亦保证他们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之4）《大陆学者眼中的台湾经验》杨建利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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