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7日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一个政治人物总要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是社会缺乏公正。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从古至今，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喊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口号。毛自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就是当政者要为人民服务。你不是受压迫吗？让我来帮助你，使你免遭压迫。在传统的政治环境下，使平民免遭压迫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后来中共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想法是十分天真的。因为一个人要主动地帮助别人，他就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可是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处在少数地位的人无法以自己的力量去推动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从1949年到1969年，毛泽东也看明白了这一点。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道德说教惨遭失败；无论是民众还是共产党干部，能像雷锋同志那样无私奉献的人是十分有限的。侵占公众利益的现象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从来就没停止过。

曾担任过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袁庚，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件事：在1950年代的北京，每逢周末，许多权贵开着车到王府井去购物，毛泽东杀了张子善、刘青山（此二人当时为天津地区的领导人因贪污被共产党处死）之后，周末停在王府井购物的车辆就没有了。刘、张被处死之后，官员们以权谋私的现象并没有彻底杜绝，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仍然在表达着他们对官员们享有特权的不满。

"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地，半载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群学《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分配，中央一级干部…每周薪金500多元，也许比农民还恰当，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为40-60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即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他极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回到生产之中，我们可以从讲课中知道，中国许多中等资产阶级他的总资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因此，纵然形式上不是剥削关系，但实质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许人们要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高级又复杂…此话下面再谈。

我们要问，如此悬殊难道是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换吗？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感兴趣，自己规定的。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等价（指劳动量相同）交换，不可能相差800倍，因为试想像：你周围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创造如此多财富？…（周大觉《论新"阶级"的发展》）

1964年"四清"的时候，工作队发现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侵占公众利益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人民服务》作为"老三篇"中的一个为全国人民所学习，很多人对此倒背如流。文革结束后不久，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号召力了。这时候人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毛泽东的吹鼓手们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不过是为自己打气而已。毛泽东自己很清楚，他的乌托邦理想远未实现。毛泽东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总是要设法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次他又是如何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坛上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一些来自底层的民众突然进入到中央委员会中。在1973年的第十次党代会上，那些来自于底层的民众又进入到决策层里。王洪文，一个工厂里的科员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陈永贵，一个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时期里，工人出身的吴桂贤当上了国务院的副总理；工人出身的倪志福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售货员出身的尉风英当上了人大副委员长；孙玉国则从一个下级军官一跃成为沈阳军区的副司令，而他的同僚们都是有着四十余年军龄的将军。在地方，一些原本是工人、农民的人也纷纷进入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最高统治者在和平年代这样任命官员。古代的科举考试确实使一些平民一步跨进了官府，从而完成了鲤鱼跃龙门的壮举，但是这些人在步入官府之前，都受到过儒家学说的长期教育，这就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皇帝是一样的；尽管皇家向平民敞开了大门，但是几乎没发生过连县官都不是的人进入最高决策层的事。在历史上，太监曾被委以重任，但是太监是皇帝的侍从，他们依附于皇帝，这使他们能获得皇帝的信任。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王洪文，毛泽东大概在1967年的时候听说过他，他1969年进入中央工作，4年之后即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种升迁速度实在是快。难怪有人称那个时期的一些被提拔的干部是坐火箭上去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种近似于疯狂的举动？现在只能对毛的这种举动进行推测，毛是想让民众自己为自己服务，并以此来替代官员为人民服务，从而避免平民受压迫。

在人治的条件下，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想长期维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就要在官场上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他就要利用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与一些人在官场上建立紧密的联系，他要利用这些关系使别人依附于自己，或者利用这些关系依附于别人；当这样的契约订立下来之后，官场上就形成了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群体。刘少奇的北方局集团，周恩来的南方局集团，蒋介石的奉化帮，现在的上海帮，这都是一些著名的政治帮派。

在人治的环境中，没有这样的帮派是不行的。在人治中人们遵守的不是制度，而是人的命令，一个人下了命令，却没人听从他的命令，下命令的人这时会让强力机关去制裁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但强力机关也不理他，他只好下台回家。使一些人追随自己，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是相当重要的。

奇怪的是，在毛泽东的周围却没有这样的政治生态群落。林彪、陈伯达曾追随过毛泽东，但他们后来又与毛决裂了。在资历最老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当中，毛的亲信大概只有康生一人。在毛的周围为什么没有一群甘愿为他卖命、并始终和他站在一起奴仆？据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为什么就不组织一个毛派？据有的传记文章介绍，毛泽东对于他的党内同事总是一脸严肃。有人会说，他这是在保持帝王尊严，可是章士钊等党外人士与毛却有着良好的私交。

毛泽东不笼络他的党内同事，从而形成自己的派系，是因为他已渐渐地对他领导的这个党失去了信任，他认为这个党不能帮助他完成他的乌托邦计划。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一是因为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日益严重，另一个原因是刘少奇等人总是反对他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在农村搞单干，削弱了农村集体化；所以他要改造这个党。1957年，他提出要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1966年，他又搞文化大革命，要铲除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搞这些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在党内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改造他领导的这个党。

毛泽东不信任他的党内同事，所以他就不会去建立那个党内派系。毛违反常识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党内的人不愿意帮助他实现那个乌托邦计划，他就到党外去找同志，这就是他发动平民参政的缘由。

文革结束之后，他就开始改造共产党，其标志就是让一些下层的平民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后又让他们进入最高决策层。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单纯地看成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启用一些下层民众出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些人在官场上既无人脉关系，又没有从政经验，这些人在官场上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活动，毛泽东一死，这些人马上就成为被清洗的对象，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毛泽东如果真想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那么他最起码应该选择一批地区级的干部到中央来工作；这些人在官场上多少还有一些人脉基础，而且也具有从政经验，论搞政治、玩权术，这些人要比那些来自底层的政治上的白丁强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违反官场上的大忌，启用一些来自底层的政治上的白丁，这是因为他想在最后的时刻冒险一搏。他要为人民服务，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而传统的共产党员对此并不感兴趣，这些被权力腐蚀掉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奉献的激情，或根本就未曾有过那种激情。当毛泽东搞明白了这件事之后，毛就把老百姓引进官员序列，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为自己以及他们的同类服务。毛认为平民与平民之间容易沟通，这种容易沟通是建立在一个人更容易同情自己的同类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出身于平民的官可能会比一个纯粹的官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然而专制社会中的官僚集团是一个大染缸，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都会被这个集团所同化，成为一个惯于以权谋私的小人。毛为这个问题开出的诊治处方就是，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文化大革命，通过革命吐出那些腐败的官僚，然后再吸收进一些新的来自于下层的政治白丁进入官员序列；接下来再以此类推，直到永远。

毛泽东的这套理论极其荒唐，因为它根本无法实行，一个官僚集团内的既得利益者能自己革自己的命吗？发动革命的人只能是官僚集团外的人，为了自保，所以官僚集团必须要在他们丢失权力的时候，将毛的疯狂想法封杀掉。

让官员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事情。连毛泽东都承认这一点，所以他才想出了一个让平民为自己及其他平民服务的花样。毛的发明的致命缺欠在于，平民缺乏官的基本素质，这使他们难以立足于官场；另外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能免于权力的腐蚀。于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个社会如毛泽东所言，每隔七、八年就来一次革命，这个社会就失去了正常发展的条件。一场动乱过后，就要接着准备另一场动乱；谁愿意承受这样的折腾，谁又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折腾？

毛泽东无法打开这个政治上的死结。在今天，这个政治死结又出现了，社会缺乏公正又在威胁着社会的秩序。现在人们又痴迷地纪念毛泽东，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甚至想回到那个已无法回到的毛泽东时代；一些人则从另外的角度攻击毛，把他描绘成一个大恶魔；上述行为对于现实能有什么帮助？人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精力用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上。毛泽东是一个非理性的自大狂，是一个在政治上不择手段的人，但是毛的思想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研究的成分，这些成分就是他指出了他领导的这个党也会产生官僚主义，而且官民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自邓小平以来，共产党对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这个思想就避而不谈，武断地将其打入另册，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起把它否定掉了。看看现在的腐败状况我们就知道，毛泽东对党内官僚主义的研究真是有先见之明；但是毛泽东开出的诊治处方则十分糟糕。毛泽东十分迷信大民主，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这种民主发展到后来竟然成为民众直接掌握权力；历史和理性推演都证明，这种民主只能引起混乱。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民主，即民众拥有选举权的民主。人们可以用这种权利来监督职业官员行使权力。如果与此同时再以法治来配合这种民主，那么公正就会在中国建立起来。

(网路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