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侏儒的国家和时代产生不了巨人

朱嘉明先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其实类似问题在朋友圈中也不止一次被问过“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那样气势浩瀚的民族史诗？”索尔仁尼琴的时代和俄国国情与中国很不同，因此以索尔仁尼琴、阿托尔斯泰作为中国里程碑，去比较和超越都不太容易。甚至都不如中国的思想家胡适，柏杨更能触及。

如果我们将问题换一个提法：经过如此深重的苦难以后，为什么中国这半个世纪没有具有显著独立价值的思想呈现？为什么大部分民运思想都以，或者依赖对共产党理论的反动为存在根据，而走不出共产党体系？恐怕会比为什么没有巨人的讨论更涉及问题的本质。因为一个没有新思想的民族，怎么可能会出现文学和哲学的巨人？联想到最近对奥运导演张艺谋的批评：“一曲没有人性浮华时代的挽歌，一个现代版行尸走肉的典范。”严格说这对张艺谋并不完全公平。在这个政治，文学，哲学都是侏儒的国家和时代，我们怎么能要求张艺谋脱颖而出，成为巨人？从某种角度讲，张艺谋的东西正是这个专制扭曲时代最好的表达：在古代的梦中怀念消失了的天下至圣；怀念中华民族的辉煌；怀念国家的威严；回味那种似乎曾经有过，被想像中夸张了的昔日辉煌；加上梦幻般的蓝红色的阴性灯光映射；不正象征着我们这个苍白时代对于古罗马式的穷奢极侈，和秦帝国强权的仰慕，和对那个大一统乐土一逝不再复回的伤痛和招魂吗？这正是张艺谋能够抵达的思想顶峰和艺术境界。

为走出共产灾难而自救

半个世纪来中国经过的苦难是无与伦比的，是世界历史和文学旷所未见的。它不但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和毁灭，更是使世界陌生的精神摧残。是对个人价值的侮辱，和人格道德的彻底撕裂。记得三十年前，在北大荒农场的一个年节快到的夜晚，我从栖身的矮小干打垒钻了出来，天空很低，发着灰红的夜光。沉重的厚云压在我的头上，连一丝缝都没有，正在捂一场大雪，我感到一种被压得气透不过来的窒息。想着自己前面茫茫的人生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前途，正像那个沉重压在我头上的天空，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感不到一丝风和光线。

但是转瞬之间，那个狼嚎风啼的暴风雪荒野就风驰电掣地转化成霓虹灯闪烁的黑夜，酒绿灯红的水泥森林，和漂泊着浓妆艳抹女人的大街。过去的苦难正在被岁月无情的吞没，今天的罪恶正张大了口蚕食这个民族，我们却没有一支笔能够记下这个大时代的变化，没有一个头脑能够清晰地解释这个荒唐，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到体系之外说清它的由来去踪？

为什么这块苦难罪孽的土地现在只能生长共产党这一种荒芜的野草，长得漫山遍野，看不到边缘。这个民族多么需要与共产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想，但是恰如凤毛麟角，难以见到。难道中国人的现思维已不可能脱出共产党的思想系统吗？难道共产党拖着这个民族在各种罪孽乌云中出没时，我们整个民族，我们的文人，我们的思想家，也只能无一以免地跟着去罪孽的乌云中浮沉？或斗争，或经商，或升职，或发财吗？……。

这是一个贫血的时代，语言贫血、文化贫血、道德贫血、思想贫血。在这一切都被共产党的谎言毒化，变成沙漠的时候，也许对我们最要紧的不是眼睛盯着那些世界文化的桂冠，苦苦相思诺贝尔奖金。而是要自救，为走出共产灾难而自救。

五十年来教育全面共产党政治化的后果，正在演绎成中华民族的另一出意义更深远的悲剧，使这块土地变成一个贫瘠的文化沙漠。共产党如日中天时，整个社会的文化、电影、小说、学校、报纸、单位都成了共产党思想教育的阵地。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念充满共产党社论的语文书，每天学毛泽东著作，开共产党会，听共产党报告，向共产党汇报思想，读共产党小说，唱共产党歌的人要从共产党思维中走出来，何其容易？即便他因共产党东西太多而反胃的时候，骂共产党的话，也是从电影中，小说中看到的共产党骂国民党和阶级敌人的话。

更深重的灾难是思维的共产党化

六四时候，我在CBS新闻中看到一个场面：一个中年人站在天安门纪念碑下演说。他留着长发和胡子，穿着长衫，还围着一个围巾，完全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白区地下工作领导人的形象。他演说的手势和装模做样的样子也跟中国演员演共产党领导如出一辙，新闻没有放他演说的内容，可以猜测应该也和共产党当年反国民党独裁贪污的演讲差不离。是的，我们已经被教育毒化和文化封锁到连反对共产党也只能学共产党了，说起来令人哽咽！

我们的文章已经根深蒂固的陷入了共产党的党八股，下面是信手从共产党的人民日报上摘来的：

“ 副总理吴邦国在国务院安全生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牢固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

其中充塞共产党专用语言，思维僵化，语言干瘪。但是我们读起来是多么熟悉、流利、亲切。

这也是信手摘来的：

“本刊还有一个希望，是什么呢？民国九年正在开幕。这一年当中，不希望世界潮流‘风平雨顺’，还希望大波轩起，有撼天震地的激荡。因为人类文明的开化，都是动的始能向上发展。若是世界风潮激荡起来，自然有长足快进的现象。我们日刊在里面，如走卒报捷，羽书告警，痛快淋漓，忙着不了，这就是世界赠本刊的恩惠。对于社会方面，不希望新者来赞美，只希望旧者来怀疑，这就是社会赐本刊的恩惠。总而言之，本刊是一个奋斗的东西，不希望‘环境顺适’，奋无可奋，斗无可斗。〔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13日，第十三版〕”

行文充满感情，充满生气，充满见地。但是我们读起来却是多么遥远，生涩。

我们很多文人已经失去了祖宗自由讲话的能力，而只会用党八股。但是更深重的灾难不只是语言的共产党化，而是思维的共产党化。

三十年前一个夜晚，我在山海关火车站换火车。肮脏、拥挤、吵闹的候车室内充满了劣质烟草的气味，几个香烟夹在耳朵上的人坐在地下打牌。一个母亲坐在凳子上打盹：她的胸口敞开着；孩子在干瘪下垂的奶子上吸奶。一个精神病人站在进口处，手指着天空，头仰着，半天也不动……。我想如果我将这个景象照下来，登到报纸上，人们一定说这是抗日战争时的景象。如果我说不对，这是解放后的真实景象，人们一定说我诬蔑新社会。

问题出在哪里呢？人们已经看惯了报纸上，电影中，照片中出现的新社会，而不认识实际的新社会了。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我们读书上，我们爱读王蒙的书，不喜欢高行健的书。因为王蒙的笔下充满了我们在共产党宣传世界中熟悉的人、语言、和概念。高行健拒绝用任何现存概念，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和写世界，反使我们倍感生疏、不真实、不好懂。虽然对于外国人，或者没有受过共产党教育的人来说，高行健要比王蒙自然真实，容易理解多了。

我们网上的辩论就像共产党路线斗争，或者文革时的大批判；我们回忆苦难时就像共产党描写的土改中农民对旧社会的忆苦思甜；我们谈哲理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用起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我们一分析人就见到左中右；我们反对共产党时，也说不出不是共产党的话，而活像当年共产党在批评国民党专制和独裁；我们对民主的赞扬也没有超出共产党在延安用民主挑战南京的水平。我们对共产党的批判，用的是共产党文体，充塞共产党专用名词，诸如自由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人民、群众等等。如果将文中“共产党”改成作者，“我们”改成共产党，文章不需再改，就是一篇共产党御用文人讨伐民运人士的大作。

这个时代令人绝望的悲哀是，从专制制度中诞生的民主斗士也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它只是以共产党的思想，或者依赖与共产党的对立而存在。他们的思想，生活习惯，语言都与共产制度不能分离。他们虽然与那个专制制度对立，但是一种籍对方观念，而反其道行之的思想实际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思想，它仍属于那个体系，是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实。在专制制度死亡的那天，他们或者像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专制胜利后转化成专制方，开始反对反专制，或者就成为旧制度的殉葬人，而不能给历史留下任何痕迹。

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的深度，广阔度才是这个民族的希望和曙光。一个只有一种思想体系的民族只有黑夜的轮转，没有黎明。

感谢上帝造这个世界时，没有将这个世界造成只有一种草、一种树、一种动物、一个民族。让我们向着田野和大自然展眼望去，那里开满各种花，长着各种树，跑着飞着游着各种动物，它们多么令人悦心赏耳。正因世界如此美好，人们才这么珍爱这个世界和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面对的大自然只有一种草、一种树、一种动物、那会是多么单调、寂寞、可怕、和窒息。

可是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世界中。

（原载9月15日出版的《动向》杂志2008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