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6日訊】侏儒的國家和時代產生不了巨人

朱嘉明先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索爾仁尼琴？」其實類似問題在朋友圈中也不止一次被問過「為什麼中國出不了苦難的歷程、靜靜的頓河那樣氣勢浩瀚的民族史詩？」索爾仁尼琴的時代和俄國國情與中國很不同，因此以索爾仁尼琴、阿托爾斯泰作為中國里程碑，去比較和超越都不太容易。甚至都不如中國的思想家胡適，柏楊更能觸及。

如果我們將問題換一個提法：經過如此深重的苦難以後，為什麼中國這半個世紀沒有具有顯著獨立價值的思想呈現？為什麼大部份民運思想都以，或者依賴對共產黨理論的反動為存在根據，而走不出共產黨體系？恐怕會比為什麼沒有巨人的討論更涉及問題的本質。因為一個沒有新思想的民族，怎麼可能會出現文學和哲學的巨人？聯想到最近對奧運導演張藝謀的批評：「一曲沒有人性浮華時代的輓歌，一個現代版行屍走肉的典範。」嚴格說這對張藝謀並不完全公平。在這個政治，文學，哲學都是侏儒的國家和時代，我們怎麼能要求張藝謀脫穎而出，成為巨人？從某種角度講，張藝謀的東西正是這個專制扭曲時代最好的表達：在古代的夢中懷念消失了的天下至聖；懷念中華民族的輝煌；懷念國家的威嚴；回味那種似乎曾經有過，被想像中誇張了的昔日輝煌；加上夢幻般的藍紅色的陰性燈光映射；不正象徵著我們這個蒼白時代對於古羅馬式的窮奢極侈，和秦帝國強權的仰慕，和對那個大一統樂土一逝不再復回的傷痛和招魂嗎？這正是張藝謀能夠抵達的思想頂峰和藝術境界。

為走出共產災難而自救

半個世紀來中國經過的苦難是無與倫比的，是世界歷史和文學曠所未見的。它不但是一種肉體上的折磨和毀滅，更是使世界陌生的精神摧殘。是對個人價值的侮辱，和人格道德的徹底撕裂。記得三十年前，在北大荒農場的一個年節快到的夜晚，我從棲身的矮小干打壘鑽了出來，天空很低，發著灰紅的夜光。沉重的厚雲壓在我的頭上，連一絲縫都沒有，正在捂一場大雪，我感到一種被壓得氣透不過來的窒息。想著自己前面茫茫的人生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前途，正像那個沉重壓在我頭上的天空，我看不到一點希望，感不到一絲風和光線。

但是轉瞬之間，那個狼嚎風啼的暴風雪荒野就風馳電掣地轉化成霓虹燈閃爍的黑夜，酒綠燈紅的水泥森林，和漂泊著濃妝艷抹女人的大街。過去的苦難正在被歲月無情的吞沒，今天的罪惡正張大了口蠶食這個民族，我們卻沒有一支筆能夠記下這個大時代的變化，沒有一個頭腦能夠清晰地解釋這個荒唐，沒有一個人能夠站到體系之外說清它的由來去蹤？

為什麼這塊苦難罪孽的土地現在只能生長共產黨這一種荒蕪的野草，長得漫山遍野，看不到邊緣。這個民族多麼需要與共產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思想，但是恰如鳳毛麟角，難以見到。難道中國人的現思維已不可能脫出共產黨的思想系統嗎？難道共產黨拖著這個民族在各種罪孽烏雲中出沒時，我們整個民族，我們的文人，我們的思想家，也只能無一以免地跟著去罪孽的烏雲中浮沉？或鬥爭，或經商，或升職，或發財嗎？……。

這是一個貧血的時代，語言貧血、文化貧血、道德貧血、思想貧血。在這一切都被共產黨的謊言毒化，變成沙漠的時候，也許對我們最要緊的不是眼睛盯著那些世界文化的桂冠，苦苦相思諾貝爾獎金。而是要自救，為走出共產災難而自救。

五十年來教育全面共產黨政治化的後果，正在演繹成中華民族的另一出意義更深遠的悲劇，使這塊土地變成一個貧瘠的文化沙漠。共產黨如日中天時，整個社會的文化、電影、小說、學校、報紙、單位都成了共產黨思想教育的陣地。試想一下，一個從小念充滿共產黨社論的語文書，每天學毛澤東著作，開共產黨會，聽共產黨報告，向共產黨匯報思想，讀共產黨小說，唱共產黨歌的人要從共產黨思維中走出來，何其容易？即便他因共產黨東西太多而反胃的時候，罵共產黨的話，也是從電影中，小說中看到的共產黨罵國民黨和階級敵人的話。

更深重的災難是思維的共產黨化

六四時候，我在CBS新聞中看到一個場面：一個中年人站在天安門紀念碑下演說。他留著長髮和鬍子，穿著長衫，還圍著一個圍巾，完全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白區地下工作領導人的形象。他演說的手勢和裝模做樣的樣子也跟中國演員演共產黨領導如出一轍，新聞沒有放他演說的內容，可以猜測應該也和共產黨當年反國民黨獨裁貪汙的演講差不離。是的，我們已經被教育毒化和文化封鎖到連反對共產黨也只能學共產黨了，說起來令人哽咽！

我們的文章已經根深蒂固的陷入了共產黨的黨八股，下面是信手從共產黨的人民日報上摘來的：

「 副總理吳邦國在國務院安全生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要全面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牢固樹立長期奮鬥的思想，堅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生產工作，保障國家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確保人民群眾過一個歡樂祥和喜慶的節日。」

其中充塞共產黨專用語言，思維殭化，語言乾癟。但是我們讀起來是多麼熟悉、流利、親切。

這也是信手摘來的：

「本刊還有一個希望，是什麼呢？民國九年正在開幕。這一年當中，不希望世界潮流『風平雨順』，還希望大波軒起，有撼天震地的激盪。因為人類文明的開化，都是動的始能向上發展。若是世界風潮激盪起來，自然有長足快進的現象。我們日刊在裡面，如走卒報捷，羽書告警，痛快淋漓，忙著不了，這就是世界贈本刊的恩惠。對於社會方面，不希望新者來讚美，只希望舊者來懷疑，這就是社會賜本刊的恩惠。總而言之，本刊是一個奮鬥的東西，不希望『環境順適』，奮無可奮，鬥無可鬥。〔載上海《民國日報》1920年1月13日，第十三版〕」

行文充滿感情，充滿生氣，充滿見地。但是我們讀起來卻是多麼遙遠，生澀。

我們很多文人已經失去了祖宗自由講話的能力，而只會用黨八股。但是更深重的災難不只是語言的共產黨化，而是思維的共產黨化。

三十年前一個夜晚，我在山海關火車站換火車。骯髒、擁擠、吵鬧的候車室內充滿了劣質煙草的氣味，幾個香煙夾在耳朵上的人坐在地下打牌。一個母親坐在凳子上打盹：她的胸口敞開著；孩子在乾癟下垂的奶子上吸奶。一個精神病人站在進口處，手指著天空，頭仰著，半天也不動……。我想如果我將這個景象照下來，登到報紙上，人們一定說這是抗日戰爭時的景象。如果我說不對，這是解放後的真實景象，人們一定說我誣蔑新社會。

問題出在哪裏呢？人們已經看慣了報紙上，電影中，照片中出現的新社會，而不認識實際的新社會了。同樣的問題發生在我們讀書上，我們愛讀王蒙的書，不喜歡高行健的書。因為王蒙的筆下充滿了我們在共產黨宣傳世界中熟悉的人、語言、和概念。高行健拒絕用任何現存概念，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和寫世界，反使我們倍感生疏、不真實、不好懂。雖然對於外國人，或者沒有受過共產黨教育的人來說，高行健要比王蒙自然真實，容易理解多了。

我們網上的辯論就像共產黨路線鬥爭，或者文革時的大批判；我們回憶苦難時就像共產黨描寫的土改中農民對舊社會的憶苦思甜；我們談哲理的時候不由自主地用起一分為二的矛盾分析；我們一分析人就見到左中右；我們反對共產黨時，也說不出不是共產黨的話，而活像當年共產黨在批評國民黨專制和獨裁；我們對民主的讚揚也沒有超出共產黨在延安用民主挑戰南京的水平。我們對共產黨的批判，用的是共產黨文體，充塞共產黨專用名詞，諸如自由主義、批評與自我批評、資產階級思想、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人民、群眾等等。如果將文中「共產黨」改成作者，「我們」改成共產黨，文章不需再改，就是一篇共產黨御用文人討伐民運人士的大作。

這個時代令人絕望的悲哀是，從專制制度中誕生的民主鬥士也沒有自己獨立的東西。它只是以共產黨的思想，或者依賴與共產黨的對立而存在。他們的思想，生活習慣，語言都與共產制度不能分離。他們雖然與那個專制制度對立，但是一種籍對方觀念，而反其道行之的思想實際並不是真正獨立的思想，它仍屬於那個體系，是同一棵樹上結的果實。在專制制度死亡的那天，他們或者像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專制勝利後轉化成專制方，開始反對反專制，或者就成為舊制度的殉葬人，而不能給歷史留下任何痕跡。

一個民族的文化，思想的深度，廣闊度才是這個民族的希望和曙光。一個只有一種思想體系的民族只有黑夜的輪轉，沒有黎明。

感謝上帝造這個世界時，沒有將這個世界造成只有一種草、一種樹、一種動物、一個民族。讓我們向著田野和大自然展眼望去，那裏開滿各種花，長著各種樹，跑著飛著游著各種動物，它們多麼令人悅心賞耳。正因世界如此美好，人們才這麼珍愛這個世界和生命。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面對的大自然只有一種草、一種樹、一種動物、那會是多麼單調、寂寞、可怕、和窒息。

可是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麼一個文化世界中。

（原載9月15日出版的《動向》雜誌2008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