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電】香港突然陰誨詭异，像靈山。

信報2月12日報道，香港從來沒有中國大陸和台灣那樣渴望諾貝爾文學獎，香港卻是第一個以中文寫作的諾貝爾作家的發表基地之一。他出名了，香港卻不能敞開胸膛歡迎他。香港不再是，他那時的栖息地。他不來，朋友會很失望，他來，朋友給他很多提點，免得拉他來的朋友難做.他逃得了在大陸的組織和政治,卻要給命運推來香港。台下有人表演，有人指責,有人挪揄，文革的幽靈的記憶回來,他不擅回應,也不回應。克林頓說，「人生的事，在於你怎樣回應。」高行健在香港的最大自由,大概就是這种不回應的自由。他那一身深黑配灰銀的服飾，令人想起七十年代的安東尼奧尼.

香港變成一個只從文學談文學、不要踩過政治界、談純文學又不成的城市。每個人頭上面有一團無形有跡的气氛，誰都要繼續呼吸下去，對高行健的分寸要拿握得准，講話先看看四周有沒有人，身邊朋友是「你」、「我」或「他們」与「我們」。

回到半個家鄉，游游离离，他比在靈山不自在，憋住三天到了台灣才舒了口气，說像回到法國。香港原是最開放多元自由、最与世界接軌的中國人社會，現在不是。這個香港正在消失。台灣正在取代香港。

拖拖拉拉虛耗百五年

高行健來港，原是特區顯現「一國兩制」的好机會。現在半溫不冷的態度，媒界和公眾不愿給特區政府公關分，還伺机扣分。中國百五年前的現代化，也是這樣子心不甘，情不愿，拖拖拉拉虛耗了百五年，不像日本下定決心，虛心承認落後和文化缺陷，一個明治維新就把現代化搞上去。千年前中國文明高於西方，卻沒有發展西方的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和資本主義，不是中國人不能,而是中國人不肯。中國人選擇另一种与西方現代不同的生存形.因這個「文化選擇」，千年前沒有領先踏上現代的台階，但千年的停滯仍然可以自成天下、天下。

中國的專制大一統,源於小農社會抗洪的生死抉擇。救亡必集權絕對專利，否則一起給刮走;年年救亡,救亡當規化,平日也要為抗洪做准備，整個社會無時無刻、無人不處於抗洪救亡的危机狀態中。几千年來,整個中國以抗洪救亡為存在核心，凝聚天下、壓縮和捆綁個人、組織社會。集權專制大一統是生存的唯一道路与方式。儒家的和合觀具抗洪的极權觀結合,把抗洪救亡的功利性、實用性意識化，借道家与陰陽家無限擴大,形成中國几千年的文化大一統。農民革命因大一統走向盡頭而大爆發，但農民革命改朝換代,又再來一次更全面絕對嚴酷的大一統。到了宋明理學,人倫通天理，以人代神，世上已無「未知」与「不确定」和「不可知」。中國文化至宋明理學已成一堆僵硬的枯骨。

中國二百年學現代化不及日本，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學現代化不是直入現代性，不承認現代性的普通客觀性，服后其規律而是視現代性為工具學到了可以証明我中華展放的优越性。這种情意結。不脫二百年前中原天朝的窠臼。二百年來，中國在現代性上的進步都是以放棄這樣的情意結、服膺現代性的客觀性為前提，但几經辛苦才放棄，初見成效又舊病复發，而且變本加厲，以取得的成效証明中華民族的优越性，以新的方式「返祖」,回歸舊模式。

中國以為可獨力支撐

給西方和日本打敗後，中國迄今最大的文化思想改變，只是不再把中國式的生存形態作為世上唯一的形態，仍不肯接受西方一千年來建立的生存形態是人類的主流形態。中國仍念念不亡重振唐漢(以至秦皇)雄風。二百年，中國便在「承認落後、追赶西方」与「以我為主、証明自己」之間折騰，不能在承認本身缺陷前提下專心致志於學習現代人類的主流形態与普世价值;有時而西方文化座標，有時用中國文化座標。二百年兩個座標之間轉來轉去,消耗惊人。

現在香港的內耗，是中國二百年兩個坐標之間內耗的体現。香港生於民族恥辱，給割進西方主流文化形態中,卻因而免了很多(不是全免)這些文化折騰，浸濕於現代的普世价值与社會運作規律,從恥辱中找到文明的微光。中國收回香港，本是中華民族通過香港這個自己的地方,管窺西方現代文明和社會運作形態的天賜良机，中國卻只在八十年代稍有這個心思，愈是成功控制香港便愈要將香港當作「中國什麼也行」的証明,中國要拿香港的「一國兩制」向台灣示范的，也就是中國可以怎樣以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方式和標准把香港搞好。回歸三年，香港夾在「西方現代標准与价值」及「中國標准与价值」之間，中國處處急於展現中國無求於天下，可以獨力承擔一切責任，有問題是敵對勢力干扰下，自己一套難以貫徹，排除一切障礙後，一定沒問題。香港變成中國向現代普世价值与行為標准展示「中國可以說不」的地方。

這等於對抗整個現代文明，要把地球扳回來轉，也与中國人世貿、融入現代社會的方向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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