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0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Janice Hisle撰文／張紫珺編譯）值此美國慶祝建國250周年之際，正是像傑夫·布拉德沃思（Jeff Bloodworth）這樣的歷史學家澄清事實的最佳時機。
布拉德沃思是賓夕法尼亞州加農大學（Gannon University）的歷史學教授，他指出，歷史學界之前出現一種潮流，試圖「退去開國元勛的神話色彩」。
「不過做得太過了。」他向《大紀元時報》透露。「開國元勛的成就和建國初衷都被這些罪行清單掩蓋了。」
他認為現在「風向正在轉變」，人們對開國元勛以及美國歷史的其它方面有了更平衡、更細緻、更準確的看法。
布拉德沃思表示，通過他在異端學院（Heterodox Academy，一個倡導大學校園開放探究的兩黨團體）的工作，他看到「人們對之前的這種做法表現出強烈的抵制」。
他認為，要公正地評價開國元勛，都需要「既讚揚他們的成就，同時也認識到他們的疏忽、缺點和虛偽之處」。
《大紀元時報》採訪了布拉德沃思和其他兩位歷史學家，請他們就有關美國建國時期的神話、歪曲和誤解闡明各自的觀點；《大紀元時報》還為此報導查閱了數十份歷史資料。
布拉德沃思說，如果沒有歷史知識，人們很容易「陷入一種認識，認為情況從未如此糟糕，從未有過這樣的時期——但這根本不是事實」。
俄亥俄州錫達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的歷史學教授斯坦利·施瓦茨（Stanley Schwartz）也贊同布拉德沃思的許多觀點。
學生們會質提出疑問：了解美國早期的歷史與他們有什麼關係？對此他回答說，建國先賢們面臨的問題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他指出，這些問題包括「如何有效治理國家」，以及「如何與外國勢力打交道」。
施瓦茨說，許多原本以為上歷史課會很無聊的學生，最終都意識到歷史「能與人產生共鳴，幫助你找到自己的根源，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密歇根州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的教授安娜·文森齊（Anna Vincenzi）表示，學習美國歷史能夠滿足「人類深層次的需求⋯⋯即了解我們從何而來的真相」。這種認知有助於人們理解「能讓我們走到今天，歷史中存在哪些美好之處，以及問題的根源」。
1773年12月16日，在馬薩諸塞州，數百名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其中許多人裝扮成美洲原住民——將92,000磅茶葉傾倒入波士頓港（Boston Harbor）。
因此，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具標誌性的反抗行動之一。然而，歷史學家指出，現代美國人常常誤解了這場抗議的原因，並高估其後續影響。
英國議會（British Parliament）於1773年通過的《茶葉法案》（Tea Act of 1773）確實在當年引發了抗議。然而，與現代普遍的看法相反，《茶葉法案》實際上降低了茶葉價格。
那麼，為什麼這項法案讓殖民地居民如此憤怒呢？
部分原因是《茶葉法案》加強了現有的一項茶葉進口稅。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喝茶是英國的標誌性習俗，因此「對茶徵稅⋯⋯就好像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夠英國。」文森齊說道。「這被視為對他們英國公民身分的一種質疑。」
然而，更大的問題就是，殖民地居民在英國議會中沒有代表。文森齊指出，儘管如此，議會卻一再「未經人民通過其代表表示同意，便強行推行各項政策，殖民地居民稱這種做法侵犯了英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
文森齊表示，這些行為與英國憲法自13世紀以來對國王權力的傳統限制相衝突。
據波士頓茶黨船舶及博物館（Boston Tea Party Ships and Museum）資料顯示，在發生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時期，美國殖民地居民每年大約要消費120萬磅茶葉。其中大部分來自英國，並需根據《湯森德稅收法案》（Townshend Revenue Act）繳納稅款。
美國殖民地居民開始從荷蘭和其它歐洲市場走私價格較低的茶葉。
作為回應，英國議會頒布了《茶葉法案》，該法案幫助一家英國私營公司——東印度茶葉公司（East India Tea Company）——以低於走私茶葉的價格銷售茶葉。即使美國殖民地居民購買了這種由英國補貼的價格更低的茶葉，他們仍然需要繳納《湯森德法案》規定的進口關稅。
因此，許多殖民地居民擔心，默許會使英國政府更加肆無忌憚地徵收更多稅款。
自由之子（其中一些人是茶葉走私犯）開始組織會議，以解決「茶葉危機」（the tea crisis）。
在第一批運載這些他們不想要的茶葉的船隻抵達波士頓港之後，1773年11月29日，共有6,000名殖民地居民集會商討對策。與會者達成共識：茶葉將被運回英國，而且無需繳納任何稅款。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在用盡所有法律手段之後，領導人執行了他們最後的祕密計劃：將茶葉倒掉。
抗議者們披上羊毛毯，手持戰斧，臉上塗滿煤灰——當時這被稱為「印第安人裝扮」（Indian dress）。 裝扮成這樣並不是以逼真為目的，主要是為了隱藏身分，使抗議者能夠免受懲罰。
茶黨成員砸碎了342箱茶葉，並將茶葉傾倒一空——按照今天的價格計算，這些茶葉價值近200萬美元。
這場抗議活動產生了影響——但並非許多人想像的那樣。
據「歷史網站」（History.com）的一篇題為「何為六月節」（What Is Juneteenth?06/19/2015）的文章稱，「茶黨運動本身並沒有大規模動員美國民眾。然而，恰恰是議會對這一運動的反應做到了這一點。」
文章指出，1774年，英國人採取了「懲罰性措施，以教訓這些反叛的殖民者，讓他們知道誰才是老大」。英國人關閉了波士頓港，用國王任命的官員取代了波士頓的民選官員，並強迫平民百姓在家中為英軍提供住宿。
英國議會的這些行動激勵了殖民地居民召開第一次大陸議會（Continental Congress）會議。
文章稱：「空氣中已經瀰漫著革命的氣息。」
據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簡稱NPS）稱，1775年4月18日和19日，歷史上著名的愛國者里維爾（Paul Revere，1735-1818）是「眾多向馬薩諸塞州鄉村傳播警報的信使之一」。
關於保羅·里維爾孤身一人騎行的傳說，部分源於美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著名詩歌《保羅夜騎》（Paul Revere’s Ride，1860）。在這首詩裡面，完全沒有提及還有其他騎手協助向鎮民通報英國士兵正向康科德（Concord）進發的消息。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2026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英國士兵在那裡的目的是「逮捕愛國者並繳獲殖民地民兵的物資」。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情報局在一份關於情報在美國革命中所起作用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在進行那次著名的騎行之前，里維爾和其他人組建了「有記錄以來第一個愛國者情報組織」。
據中央情報局稱，這個由大約30人組成的祕密組織被稱為「機械師」（The Mechanics）或「自由男孩」（The Liberty Boys），它的前身是由反對英國對殖民者徵稅的舊「自由之子」組織。
1774年底，該組織便開始收集情報，以對抗英國當局。中央情報局稱，1775年，該組織的成員揭露了「英國人為掩蓋其進軍萊剋星頓（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行動而編造的謊言」。
這些信息為里維爾的騎行奠定了基礎。
里維爾騎馬疾馳時，從來沒有高喊「英國人來了！」（The British are coming!」）
根據保羅·里維爾故居網站的說法，這句話「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里維爾的許多殖民地居民同胞都認為自己是英國人。
那個時代的歷史記錄表明，里維爾當時警告說：「正規軍來了！」（The regulars are coming!）「正規軍」（regulars）指的是英國職業士兵。
據保羅·里維爾故居稱，那句流傳至今但並不準確的「英國人來了」似乎起源於 1822年的一次晚宴——此時距離里維爾策馬飛奔並載入史冊，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
在英軍與愛國者最初的衝突中，是誰開了第一槍？在歷史學界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存在分歧。
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第一輪槍聲是在萊剋星頓打響的，但隨後在康科德打響的槍聲，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更為深遠的迴響。
在這些關鍵衝突發生前的幾週，里維爾的祕密組織就已經提前警告愛國者們，英國將軍托馬斯·蓋奇（Thomas Gage）計劃向萊剋星頓和康科德派兵。
據美國戰場信託基金會（American Battlefield Trust）稱，1775年4月18日晚些時候，約800名英國正規軍開始向康科德進發，行程為20英里。
在行軍約12英里之後，英軍士兵在第二天早晨太陽升起時抵達萊剋星頓，並在鎮上的綠地與約70名武裝殖民者發生對峙。
該基金會表示，儘管武裝殖民者在指揮官的命令下開始散開，「但後來突然響起了一聲槍響」。
「英國士兵驚慌失措，開槍齊射一輪，七名正在撤退的民兵中槍身亡，一名民兵受了致命重傷。英軍縱隊繼續向康科德方向推進，身後留下一地屍體、傷員和垂死之人。」
國家公園管理局指出，由於里維爾的祕密組織已經發出警告，在康科德的殖民者在英國紅衫軍到來之前已經藏匿或轉移了大部分物資，結果「英國在康科德摧毀軍事物資的任務以慘敗告終」。
英國士兵在康科德還遇到了一支比萊剋星頓規模大得多的部隊。
據公園管理處稱，24小時內，「國王麾下七十多名精銳士兵陣亡，另有更多士兵受傷」，此外還有49名民兵傷亡。「經歷了一天慘烈的流血事件之後，蓋奇將軍原本希望避免的那場戰爭還是要到來了。」
多年以後，美國19世紀超驗主義詩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一首詩將康科德永遠載入史冊——在這個地方，一群的農民、商人和鐵匠組成的民間部隊，戰勝了裝備精良的英國紅衫軍，震驚了世界。
愛默生創作的《康科德頌歌》（Concord Hymn）於1837年7月4日在康科德戰役紀念碑落成典禮上首次發表。 詩歌的第二句寫道：「在此，奮起抗爭的農民們曾挺身而立/打響那響徹世界的槍聲。」
幾十年後，在20世紀70年代的教育動畫系列片《校園搖滾》（Schoolhouse Rock）中播出了重現美國早期歷史的歌曲《響徹世界的槍聲》（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在全美各地的孩子們中廣為傳唱。時至今日，這首歌依然能喚起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美國人的懷舊之情，同時也給年輕一代帶來歡樂。
歷史學家指出，儘管殖民者的戰爭後來被稱為「美國革命」（Revolution）和「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的戰爭」（war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但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場戰爭既不具有革命的性質，也不是以爭取獨立為主要目標。
施瓦茨說，他所在錫達維爾大學的學生有時會說，美國革命的核心在於「通過破壞來實現人人平等」。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指出，「比起英國本土，殖民地的情況已經要平等得多。」
他說：「在美國，獲得投票權要容易得多，擁有土地要容易得多⋯⋯參與社會生活也容易得多。」
殖民地居民們看到英國王室試圖剝奪他們的這些成果。
「所以，美國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推翻舊的制度來實現平等。」他說道。「而是為了維護社區中原本就存在的關於平等的健康傳統。」
文森齊表示，她的研究挑戰了人們對美國早期歷史的普遍印象。
這位意大利出生的教授指出：「我確實認為美國人把美國革命看得比實際情況更具革命性⋯⋯更像是與英國政治傳統的決裂。」
「傳統並非壞事。那裡蘊藏著豐富的傳統等待人們重新發掘⋯⋯這體現了開國元勛們的智慧；他們明白，與紮根深厚的思想傳統基礎相比，從零開始發展要危險得多。」
而且，這些「革命者」（revolutionists）最初的目標也不是擺脫英國的統治。
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當萊剋星頓和康科德的第一聲槍聲響起的時候，民兵們仍然認為自己是「英國國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the III）的忠誠臣民」。「獨立對他們來說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內。」
相反，他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捍衛他們認為根據英國法律他們應該享有的權利」。
文森齊說，她經常提醒希爾斯代爾學院的學生，美國革命時期的美國人「想要成為英國人，也想看起來像英國人」。
文森齊說，他們購買的瓷質茶具「儘可能地展現出貴族氣質和英倫風情」。他們推崇英國的時尚、肖像畫風格和建築設計，並加以效仿。
1776年，爭取獨立的呼聲終於出現。
文森齊說，在此之前，「美國人覺得自己是英國人」。然而，英國人卻把殖民地居民當作二等公民對待。
「而那正是最終迫使他們考慮獨立的原因。」她說道。
文森齊說，如果不是這樣，「美國人可能現在還持有英國護照」。她的說法呼應了她從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克·格林（Jack Greene）那裡聽到的觀點。
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於1776年7月4日在國會獲得一致批准。有些人可能誤以為在此之前，開國元勛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僅用一夜時間就獨自寫完了整部《獨立宣言》。
事實是：傑斐遜與另外四位委員會成員合作，共同完成了這項工作。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他們選定由傑斐遜來起草初稿——這個過程耗時三週，之後委員會成員和大陸會議對草案進行了86處修改。
「尤其令傑斐遜感到遺憾的是，他們刪除了指責喬治三世國王參與奴隸貿易的那部分內容，儘管傑斐遜知道當時處理這個問題時機還不成熟。」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的一篇文章寫道。
《獨立宣言》列舉了對英國政府的種種不滿，並闡述了這個新生國家的核心原則。
在擊敗英國人多年之後，美國領導人齊聚一堂，制定了《憲法》，這部憲法至今仍是美國的最高法律。
然而，傑斐遜從未在《憲法》上簽字。
國家憲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的網站上寫道：「這是在國家憲法中心最常見的誤解，尤其是當遊客走進我們的簽署者大廳（Signers' Hall）並詢問傑斐遜雕像在哪裡時。」簽署者大廳內陳列著多座《憲法》簽署者的雕像。
制憲會議1787年在費城召開時，傑斐遜正擔任美國駐法國特使，被派駐在巴黎。
施瓦茨說，人們談到憲法的制定時，「往往會強調兩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後來擔任美國第4任總統）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757-1804，後來擔任美國首任財政部長）」。兩人在制定憲法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理應獲得讚譽。然而他指出，如果只是強調這兩位人物，我們便「忽略了許多作出妥協的代表、談判專家以及資深政治家」，他們的影響雖然不那麼顯而易見，但是卻至關重要。
施瓦茨說，這些代表「採納了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的想法，使之變得具有可行性，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妥協，而且他們常常對這些想法進行徹底修改，或者開闢出全新的方向」。
這些不那麼廣為人知的貢獻者包括羅傑·謝爾曼（Roger Sherman，1721-1793，起草《獨立宣言》的五人委員會成員之一）和奧利弗·埃爾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45-1807，後來擔任第3任首席大法官）。這兩位康涅狄格州的代表幫助打破了小州與大州之間關於權利的僵局。「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確保了各州在參議院的代表人數相等，眾議院的席位則根據人口比例分配。
據美國國家憲法中心稱，謝爾曼是六位既簽署了《獨立宣言》也簽署了《憲法》的開國元勛之一。其他五位分別是：喬治·克萊默（George Clymer，1739-1813，後來擔任眾議員）、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後來擔任第1任美國郵政署長）、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1734-1806，當時費城的商業巨頭）、喬治·里德（George Read，1733-1798，律師）和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1742-1798，後來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等。
施瓦茨強調，參加制憲會議的開國元勛們並不「僅僅是一群非常聰明的人」。他指出，制憲會議的許多成員都擁有商業經驗，曾經周遊世界，而且「年齡屬於中年或稍長一些」。
因此，「他們擁有智慧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施瓦茨說道，這使美國的憲法更有力量。
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除了那些因對憲法制定作出貢獻而聞名的「年輕激進分子」之外，還有像國父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這樣的代表發揮了低調的領導作用。華盛頓是一位資深政治家兼戰爭英雄，後來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
「僅僅是到場並監督整個過程，他就已經為之做出了很多貢獻。」施瓦茨說道。
他說，如果沒有華盛頓以及像埃爾斯沃思和謝爾曼這樣不太知名的代表參與其中，美國的憲法最終將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版本。
「對我們今天來說，這是一個值得吸取的教訓。現在我們的政壇有很多這樣的人：『嘿，我還年輕，我想衝到台前。』」施瓦茨說道。
「我認為開國元勛們為我們指明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擁有遠大的理想固然很好，但也需要那些在幕後辛勤工作、切實把事情做好的人。」
施瓦茨指出：「近年來，美國年輕人被灌輸了一種觀念，即開國元勛們『都支持奴隸制，他們都擁有奴隸，他們都認為奴隸制是件好事——但這根本不是事實。』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論，也是我們當今社會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錯誤。」
事實上，建國先賢們在奴隸制問題上存在分歧；有些人強烈反對奴隸制。然而，施瓦茨說，他們並沒有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廢除奴隸制，因為他們相信，人們能夠意識到奴隸制是不人道的，這種認識最終會導致奴隸制被廢除。
布拉德沃斯和他在這個問題上觀點一致。
布拉德沃思表示，雖然人們竟然可以「擁有其他人類」，這一現象「令人髮指」，但是必須記住，在當時「奴隸制是常態」。
他說：「過去就像『另一個國度』，我們必須用它自身的語境去理解它。很多時候，把過去置於特定的語境中解讀，會被視為『找藉口』，但其實這兩者並不相同。」
他認為，建國先賢們將「種族平等的邏輯」融入了美國的建國文獻中，儘管當時許多人還沒有準備好完全接受這種想法。
「許多建國先賢的文獻表明，他們非常肯定地認為奴隸制將會⋯⋯慢慢消亡。」布拉德沃思說道。
值得一提的是，華盛頓在去世時解放了他的奴隸。
「這並不能抹殺他擁有奴隸的事實。」布拉德沃思說道，但是這個行為「意義重大」，為其他人效仿定下了基調。
文森齊警告人們不要對建國初期關於奴隸制的辯論抱有「過於簡單化」的看法。
「情況很複雜。」她說道。
制憲會議的代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決心捍衛奴隸制。文森齊說，雖然也有許多人希望廢除奴隸制，但他們擔心「突然廢除奴隸制可能會造成很多問題」。
她說，他們提出了諸如「如果你把人當作非人對待幾十年，那麼當他們獲得解放後，他們該如何生活？」之類的問題。
她說，奴隸制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問題，使得制憲會議上的重大妥協成為必然，「為了建立一個聯邦——否則這個聯邦可能根本不會誕生」。
原文：Historians Set Record Straight on 5 Events That Shaped America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