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平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今年5月訪華後，美中兩國雖都承諾發展「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但兩國間的戰略競爭仍在暗流涌動，美國還在不斷擴大針對中共國企的國家安全相關措施。

6月8日，美國國防部將中共軍企名單（CMC名單）擴大至188家實體，根據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第1260H條新增64家中國企業，此次更新不僅規模空前，而且還包括騰訊、大疆創新、優利科技、阿里巴巴等中國知名民營企業，因此備受關注。

《外交官》最新分析文章指出，CMC名單雖在華府對華政策工具中日益重要，但與「實體清單」（Entity List）或「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名單）等工具存在根本區別。CMC名單不禁止商業交易、實施出口管制、觸發經濟制裁，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名單上的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CMC名單名單法律後果雖有限，但華府仍持續加大力度擴大CMC名單。外界不禁好奇，既然這份清單沒有直接法律後果，華府為何還要大動干戈不斷擴大？文章認為，CMC名單目的不是限制，而是一種從國家安全角度對中共企業進行分類的機制，以下是該文對CM C名單對中共和中企威懾力度的分析和闡述。

川普政府不斷擴大CMC名單，反映華府對華戰略競爭方式發生巨大變化。保衛民主基金會（FDD）專家認為，華府此次擴大CMC名單，不只是簡單的更新清單，而是美國政府應對中共「軍民融合」（MCF）戰略的一部分。

美國國防部表示，CMC名單目的是列出直接或間接支持中共「軍民融合」生態系統的實體。隨著人工智能、機器人、雲計算和其他軍民兩用技術在戰略競爭中日益占據核心地位，商業創新與軍事能力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日益模糊。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AR）指出，在美國政府看來，當下挑戰不再僅僅是識別直接參與中共軍事生產的公司，而是評估中共如何通過軍民融合框架，調動民用技術能力來支持軍隊現代化。

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CMC名單不斷持續擴大，一些與中共軍隊有間接關係或關係有爭議的中國知名民企也上了清單。華府此次擴大清單，表明美國對哪些中國公司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有了更廣泛認識。

CMC名單不意味著會被美國政府立即制裁，而是美國政府對這些風險進行分類，美國政策體系對這些中國公司如何定性，並為未來政策行動提供統一基礎，相當於一項風險評估。

隨著對中共軍民融合威脅日益加劇，美國政府急需一個通用框架，便於政府各部門識別和溝通潛在安全風險。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指出，中共軍民融合是一種新型模式，和傳統國防不是一回事，美國要區分純粹的商業企業和參與中共軍民融合的企業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實踐中，CMC名單不是執法工具，而是一個幫助確定哪些中共企業急需密切審查的通用框架，它不要求每個機構制定自己的標準，而是提供一個識別可能參與中共軍民融合的中國企業的標準，為不同權限的機構提供統一標準，降低協調成本。

政府機構和市場參與者有了共同風險類別後，分類就不僅僅是一種信息組織手段，而是開始成為未來政策行動的基石之一。以BIOSECURE 《生物安全法案》為例，上了CMC名單上的中國企業，未來也會被優先定性為具備生物安全風險的公司。

再比如，《國防授權法案》系列條款新增CMC名單面臨的更多法律後果，包括國防部採購限制、影響遊說活動限制、技術採購限制等。以其中遊說限制為例，許多美國遊說公司為保住國防部承包商地位，紛紛與中國公司切割。據報導，遊說限制生效後， 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和水星公共事務等華盛頓大公司紛紛放棄阿里巴巴和騰訊。

中國公司上了 CMC 清單，自身商業活動雖不受限制，但後果遠遠超出規則本身的法律範圍，後續監管措施會產生更廣泛的溢出效應，供應鏈會因此調整，投資決策會因此更謹慎，企業會因此更守法。

CMC名單能發揮寒蟬效應，市場會因忌憚未來可能面臨的進一步監管，提前調整自身行為。上了CMC名單，意味著會構成潛在的國家安全風險，投資者、供應商、客戶和其他商業夥伴會據此評估商業風險。

如此一來，即使名單上的中國公司沒有受到正式的政策制裁，也會產生切實的市場影響。為避免進一步的監管、信譽和商業風險，美國企業會主動降低風險敞口。

中國藥明康德和阿里巴巴訴訟案，充分說明被列入CMC名單後果有多嚴重。藥明康德控訴，上了CMC名單後10天內，許多客戶紛紛表達擔憂，其中有客戶拒絕授予新項目或暫停正在進行的臨床階段合作，有客戶甚至明說因CMC名單停止發貨。

阿里巴巴控訴，上了CMC名單公司聲譽受損，加劇投資者擔憂，商業夥伴紛紛重新評估與其合作關係。

這兩起案例表明，一旦上了CMC名單，無論事實依據是否充分，其它私營企業都會立即調整自身行為，以應對未來的監管和商業風險。CMC名單，本身就是一個強有力的市場信號，即使不面臨直接的法律強制執行，也會影響市場商業行為。

CMC名單不僅僅識別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中國公司，而且已經成為中美競爭中風險識別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眾議院對中共特別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伊莉絲·斯特凡尼克最近敦促五角大樓嚴格執行新的遊說限制，要求國防部承包商停止與推動中共野心與利益的企業和遊說機構合作，就充分說明這一點。

上了CMC名單的中國公司，雖能提起訴訟，就像藥明康德和阿里巴巴提起訴訟一樣，而且訴訟有可能成功，就像2021年小米挑戰成功一樣，但不代表通過訴訟就能輕易解決所有問題。而且禾賽等公司的經歷表明，從名單中移除，不代表未來不會再次被更入名單。

專家指出，美國對中共的限制，不再靠孤立的政策工具，而是越來越呈現相互關聯的監管架構。CMC名單表明，法律和監管框架不僅影響政府行為，也影響企業行為和市場決策。上了名單可能不會直接受到制裁，但後果很嚴重。

文章寫道，今年9月和11月，川普和習近平可能會再次會晤，雙方高級別溝通渠道可能還在，但CMC名單不斷擴大表明，雙方領導層就像見再多次面，也難扭轉中美競爭的根本趨勢。

責任編輯：林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