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110年的時光，即使放在千年紀的尺度下，也絕不是可有可無的。110年了，戊戌年的傷痛並未成為過去，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空看著這塊他們為之流盡了熱血的土地，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碧荷館主人在《新紀元》中幻想的那個中國仍隱伏在歷史的地平線下面。

對於清王朝來說，發生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拯救，如果沒有意外，中國的王朝制度將完成「明治維新」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平轉型無疑是成本最低、代價最小的，上天賜給中國的良機是當時年輕的君主光緒帝自願選擇了這樣的轉型模式。如果能很好地抓住這次機會，我們這個飽受苦難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地跨入現代制度的大門，免去數不清的災難、浩劫、流血漂櫓，以及無邊無際近乎絕望的等待。然而，眾所周知，戊戌年的維新大劇從拉開序幕到黯淡收場，只持續了短短百日，從來不想放棄絕對權力的慈禧太后再次從台後走到台前，垂簾聽政直至臨終，貴為皇帝的光緒有苦無處訴，甚至有淚都無處流，他在戊戌年的變革夢曇花一現，預示了中國通往現代之路的無比艱難。深宮的怨恨和民族的創痛，穿越百年都難以平復。

1898年的中國，光緒帝手中確實沒有足夠的權力，至少沒有改寫歷史、扭轉文明航向的實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必敗無疑，如果參與維新變法的志士大臣運籌好了，能一步步地穩健推動漸進的變革，也未嘗不能逐漸化劣勢為優勢。歷史沒有命定。有人說，戊戌變法的失敗不僅是因為慈禧太后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也是因為康有為、梁啟超代表的維新派「人謀不臧」，這一觀點不無道理。康有為確實有急於求成的一面，因步子邁得太急而導致決策失當，這一點不容忽略。上百年後，當我們回望歷史、反思歷史時，如果仍停留在對保守勢力、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味譴責上面，無疑太簡單化了，對於維新陣營設計的方案、背後的思路尤其是心態，我們同樣要有足夠的審視，甚至嚴厲的解剖，歷史的教訓如果不能正視，那麼教訓將永遠是教訓。康有為的託古改制在當時就曾遭到強烈牴觸，他的許多言論也以其激烈的姿態為士大夫所難以容忍，他與汪康年爭奪上海《時務報》的控制權而發生的衝突，以及採用的手段，今天看來都有許多可議之處。他以為抓住一個年輕的光緒帝就可以扭轉乾坤的幼稚心態，包括他們最後仰仗袁世凱的幻想、兵圍頤和園的密謀，都有孤注一擲的心態，這都是對現實缺乏清醒判斷的書生意氣，缺乏對現實政治的把握和歷練，缺乏長期、可持續地改變中國的心理準備，當然不可能設計出一條和平推動社會進步的最佳路徑。康有為沒能擺脫一心為帝王師的古老情結，戊戌年的中國還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現代型的領袖。

更何況，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言論，就其在讀書識字人群中的影響面而言，還不如張之洞，一部《勸學篇》僅僅在變法期間的印量就高達兩百萬冊。而康有為著作的傳播還是受到很大的障礙，鼎立支持維新的地方實力派、湖南巡撫陳寶箴就曾上摺子，要求光緒帝降旨銷毀《孔子改制考》，他不認同康的這套學說。而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能獲得最大多數的認同。所以，陳寶箴主張由張之洞這樣有從政閱歷的穩健派進入朝廷中樞，主持維新大業。這一步還沒來得及實行，形勢就已逆轉。遭到革職處分的陳氏父子抱恨終天。

反思戊戌年，不能孤立地把百日維新摘出來，往前推，至少要從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的簽署入手，甚至更早，往後，要看庚子年的八國聯軍進京，以及由此引發的晚清新政，乃至清朝的覆滅，歷史是一個完整的鏈條，每一個事件都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拔起蘿蔔帶起泥，觀察歷史要有一定的縱深感，同時還要看到不同的歷史側面，瞭解戊戌年的基本史實，不能只聽康、梁的一家之言，還要看方方面面的記錄，比如外國觀察者的記錄，故宮的檔案，反對變法者的記錄，哪怕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也是值得一讀的，當然我們要有分辨的眼光。只有來自不同方向的大量史料都呈現出來，我們才有可能把握較為完整的歷史真相。只有瞭解真相，我們才有可能告別歷史的傷痛。無論如何，一百多年後，這條告別之路已經在我們的腳下鋪開。

[《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著，《清廷戊戌朝變記（外三種）》梁啟超等著，《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