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最近在華盛頓參觀剛建立不久的「勞改博物館」時，得到了一本勞改基金會的黑色文庫叢書剛出版的楊子立文集《沉思錄》。在回家途中一口氣讀完這本書，再一次被中共的殘暴、中國政府的荒謬而震撼。

楊子立1998年從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從事軟件開發工作。這個喜歡獨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餘創辦了名為「羊子的思想家園」的個人網站，發 表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時，他參加了幾個大學生創辦的「新青年學會」，交流思想。結果當局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把他們逮捕，楊子立和另一人被判 八年，另兩人被判十年。當年海外媒體對此廣泛報導，稱為「四君子」冤案。

這本書收錄了楊子立入獄前後寫的文章，當時的法庭文件，包括楊子立等人的自我辯護詞，維權律師和檢察官的辯論，法官的問話等詳細案情。雖然以前讀過楊子立一案的報導，但這是第一次通過這本書詳細地了解了這個案子。

讀這本書，一個強烈的感覺是悲憤，因為這簡直是卡夫卡的《審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國現實版。它不是小說，不是虛構，而是活生生的「懲罰先於過錯」的惡作劇。

一個人犯了錯，然後被懲罰，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邏輯。或者有了過錯，尋求懲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主人翁拉斯科爾尼科夫無法忍受 他所犯重罪的重壓，為求良心的平靜，甘願受罰。這是人們熟悉的「過錯尋求懲罰」的情形。但在共產世界，往往一個人沒有犯錯，卻無端受罰，由此形成「懲罰先 於過錯」的荒誕現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這種荒誕。在卡夫卡世界，那個被懲罰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錯；這種無端受罰的荒謬令人無法忍受，最後 他竟然去尋找、去犯那個「過錯」，由此形成「懲罰尋求過錯」。

對共產世界有深入觀察的昆德拉，曾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來解釋共產世界「懲罰先於過錯」的荒謬：

一個布拉格的工程師到倫敦參加學術會議，回來後發現報上有條消息說，有個捷克工程師在倫敦詆譭社會主義，並要留居西方。這位工程師嚇壞了，這是要 做20年監獄的事。他回到辦公室時，女秘書嚇了一跳，驚呼「我的天那，您回來了！這不可能！您看到關於您的報導了嗎？」女秘書說這話的時候，眼裡充滿恐 懼。

工程師急忙趕到這家報紙的編輯部，負責此事的責任編輯說，這事跟他無關，因是內政部轉來的稿子。他馬上趕到內政部，他們說，這事可能有差錯，但這與他們無關，這是駐倫敦使館的機要處發來的。工程師要求闢謠，他們說使不得，但讓他只管放心，並保證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師很快就發現自己受到了監視，他的電話被竊聽，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著覺，總做噩夢。直到有一天，他終於因為承受不住這種壓力，而真的為非法離境冒險活動。就這樣，他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虛構的故事來解釋當年共產捷克的荒謬；而楊子立們的案子，卻是就在人們眼前發生的中國的真實。他們幾個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因交流思想而 聚在一起。但這個「新青年學會」不到半年就名存實亡，沒再有任何聚會。他們既沒有槍，更沒有任何人主張暴力，其中有幾個學生成員還是共產黨員。一個常在聚 會時跟楊子立辯論，在法庭上還說「承認共產黨的宗旨和綱領」的黨員竟被判了十年。

楊子立在入獄前寫過不少文章，他批判共產主義，「為自由主義辯護」，並多次去農村考察，為底層的貧苦農民說話。在如何看待美國，看待台灣，甚至台 獨等問題上，他也表現出開放、理性的精神和視野；而且還有一種悲天憫人的俠骨情懷。但這些不僅完全都在言論的範圍，而且也並沒有「出格」到國內再沒別人寫 過類似內容的程度。但共產黨對他如此重判，就因為他們幾個人成立了一個「新青年學會」。而且根據法庭文件，他們最大的「罪狀」是談到應該「結束老人政治 」。

幾個年輕人聚到一起談點這種事情，居然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嗎！在五、六十年代，有過這種冤案，一些年輕人私下成立一 個什麼組織，只是聚到一起探討點國事，就被以什麼反革命罪抓獲判刑，後來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國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之後，怎麼居然還有這種荒謬？

通過楊子立這本書才明白，這裡有兩個直接的原因：第一個是國安部的一個線民混進了楊子立他們的新青年學會，他給國安部寫過報告。這個線民也是在校 學生，他從農村考進大學，家裏比較窮；國安部人員找到他說，只要監視報告同學的言論思想等，每月給他2500人民幣。為了錢，他同意了。就楊子立他們的新 青年學會，他寫過四個「工作匯報」。胡錦濤的國安部們，居然出錢到大學收買線民，監視大學生的想法，一個有百萬軍隊的政權，不是虛弱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的地步了嗎？

但那個線民學生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幾個報告，居然讓同學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後良心不安，寫出了真情，作為證詞提交給法庭。他怕遭國安部 迫害，逃到了泰國。新青年學會的幾次聚會討論，都是這個「線民」主持的，很多被定為「犯罪證據」的話都是他說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這份證詞，說是只要和國 安部提供的證據不合，就不能接受。

這種明火執仗的蠻橫無理，是因為背後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線民說，國安部也知道這個案子不是那麼一回事，但當時正在開「人大、政協」的兩會，國安部 「把這些人抓起來純粹是為了邀功」。而且當時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這個案子，國安部為了搶功，草草結案，硬是把它作為破獲的「大案」上報，所以法官和檢察官 才一個口徑，硬是判楊子立們重刑。於是有了這場中國版的「懲罰先於過錯」的惡作劇！

昆德拉筆下的那個工程師，本來從沒有想過移居西方，但在「懲罰先於過錯」的折磨下，認清了共產世界的荒謬，終於做出選擇，逃奔自由。楊子立等年輕 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和家屬等，經過這場突然的災禍，這場毫無理由的「懲罰」，大概更深刻體會、認識了周圍到底是個什麼世界。

幾名被判青年的父親，原來多是相信政府；但他們通過兒子的冤案，和他們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這是一個完全不講理的政府。他們在給當局的公開信上 說，「你們把三個代表喊得震天響」，「難道不應該先從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權利開始落實嗎？」因為即使在他們孩子的案件開庭時，他們作為家屬要旁聽，當局都耍 手腕不准。當局標榜司法改革、透明辦案，宣傳說「法庭旁聽席開放」。可是幾個孩子家長一大早去排隊領票，但一張都沒領到。因為只是開放了六個旁聽席，而且 早被檢方安排的人佔滿了。共產黨法庭的這種手法簡直像小流氓一樣。

楊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她在給這本書寫的「前言」中說，以前在報上讀到國家領導人到哪裏探望，看到他們和藹的面孔等，「常感 動著我」。可是一天早晨，當她出門去上班時，竟被一幫大漢在街上突然拽住，塞進一輛汽車，被帶到一個地下室審問。她說就像以前在電影上看到的綁匪作案一 樣。她被搜身、拍照、審問、恐嚇了三天，然後讓她寫保證，不對任何人講此事。等她身心疲憊地終於回到自己的住處時，看到的是「家裏被搜查後的一片狼藉」， 此後一個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關在何處，提心吊膽度日。

這位原來以為周圍是個「鶯歌燕舞」的「和諧社會」的女孩，經過這樣一場災難，她突然長大了。在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中，她說，「當災難沒有降臨到我頭 上的時候，我不在意中國的人權狀況，今天，當災難莫名其妙地突然降臨之時，我才切實體驗到這個可以任意剝奪人權的制度的蠻橫，我才意識到，我們生活的環境 是多麼的沒有安全感，災難隨時可能突然降臨到任何一個人頭上。保衛每一個人的人權，就是保衛我自己的人權。」

昆德拉筆下的工程師因為被「懲罰先於過錯」所折磨，最後認清周圍的荒謬，投奔了西方。楊子立和他的同伴們，經過這場同樣的煉獄，他們的靈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層深刻和抵抗野蠻的韌性。

2009年3月12日寫於楊子立獲釋之日

（附記：共產黨硬是讓楊子立這個年輕人蹲滿了八年牢獄。對於一個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是為立功而故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沒減刑，真是殘酷至極！）

——轉自《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