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4日讯】最近在华盛顿参观刚建立不久的“劳改博物馆”时，得到了一本劳改基金会的黑色文库丛书刚出版的杨子立文集《沉思录》。在回家途中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再一次被中共的残暴、中国政府的荒谬而震撼。

杨子立1998年从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余创办了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的个人网站，发 表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时，他参加了几个大学生创办的“新青年学会”，交流思想。结果当局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们逮捕，杨子立和另一人被判 八年，另两人被判十年。当年海外媒体对此广泛报导，称为“四君子”冤案。

这本书收录了杨子立入狱前后写的文章，当时的法庭文件，包括杨子立等人的自我辩护词，维权律师和检察官的辩论，法官的问话等详细案情。虽然以前读过杨子立一案的报导，但这是第一次通过这本书详细地了解了这个案子。

读这本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悲愤，因为这简直是卡夫卡的《审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国现实版。它不是小说，不是虚构，而是活生生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一个人犯了错，然后被惩罚，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或者有了过错，寻求惩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主人翁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 他所犯重罪的重压，为求良心的平静，甘愿受罚。这是人们熟悉的“过错寻求惩罚”的情形。但在共产世界，往往一个人没有犯错，却无端受罚，由此形成“惩罚先 于过错”的荒诞现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这种荒诞。在卡夫卡世界，那个被惩罚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这种无端受罚的荒谬令人无法忍受，最后 他竟然去寻找、去犯那个“过错”，由此形成“惩罚寻求过错”。

对共产世界有深入观察的昆德拉，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解释共产世界“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谬：

一个布拉格的工程师到伦敦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发现报上有条消息说，有个捷克工程师在伦敦诋毁社会主义，并要留居西方。这位工程师吓坏了，这是要 做20年监狱的事。他回到办公室时，女秘书吓了一跳，惊呼“我的天那，您回来了！这不可能！您看到关于您的报导了吗？”女秘书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充满恐 惧。

工程师急忙赶到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负责此事的责任编辑说，这事跟他无关，因是内政部转来的稿子。他马上赶到内政部，他们说，这事可能有差错，但这与他们无关，这是驻伦敦使馆的机要处发来的。工程师要求辟谣，他们说使不得，但让他只管放心，并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师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着觉，总做噩梦。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因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真的为非法离境冒险活动。就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虚构的故事来解释当年共产捷克的荒谬；而杨子立们的案子，却是就在人们眼前发生的中国的真实。他们几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因交流思想而 聚在一起。但这个“新青年学会”不到半年就名存实亡，没再有任何聚会。他们既没有枪，更没有任何人主张暴力，其中有几个学生成员还是共产党员。一个常在聚 会时跟杨子立辩论，在法庭上还说“承认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的党员竟被判了十年。

杨子立在入狱前写过不少文章，他批判共产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并多次去农村考察，为底层的贫苦农民说话。在如何看待美国，看待台湾，甚至台 独等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开放、理性的精神和视野；而且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侠骨情怀。但这些不仅完全都在言论的范围，而且也并没有“出格”到国内再没别人写 过类似内容的程度。但共产党对他如此重判，就因为他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新青年学会”。而且根据法庭文件，他们最大的“罪状”是谈到应该“结束老人政治 ”。

几个年轻人聚到一起谈点这种事情，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吗！在五、六十年代，有过这种冤案，一些年轻人私下成立一 个什么组织，只是聚到一起探讨点国事，就被以什么反革命罪抓获判刑，后来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国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怎么居然还有这种荒谬？

通过杨子立这本书才明白，这里有两个直接的原因：第一个是国安部的一个线民混进了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给国安部写过报告。这个线民也是在校 学生，他从农村考进大学，家里比较穷；国安部人员找到他说，只要监视报告同学的言论思想等，每月给他2500人民币。为了钱，他同意了。就杨子立他们的新 青年学会，他写过四个“工作汇报”。胡锦涛的国安部们，居然出钱到大学收买线民，监视大学生的想法，一个有百万军队的政权，不是虚弱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的地步了吗？

但那个线民学生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几个报告，居然让同学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后良心不安，写出了真情，作为证词提交给法庭。他怕遭国安部 迫害，逃到了泰国。新青年学会的几次聚会讨论，都是这个“线民”主持的，很多被定为“犯罪证据”的话都是他说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这份证词，说是只要和国 安部提供的证据不合，就不能接受。

这种明火执仗的蛮横无理，是因为背后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线民说，国安部也知道这个案子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当时正在开“人大、政协”的两会，国安部 “把这些人抓起来纯粹是为了邀功”。而且当时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这个案子，国安部为了抢功，草草结案，硬是把它作为破获的“大案”上报，所以法官和检察官 才一个口径，硬是判杨子立们重刑。于是有了这场中国版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昆德拉笔下的那个工程师，本来从没有想过移居西方，但在“惩罚先于过错”的折磨下，认清了共产世界的荒谬，终于做出选择，逃奔自由。杨子立等年轻 人，还有他们的亲人和家属等，经过这场突然的灾祸，这场毫无理由的“惩罚”，大概更深刻体会、认识了周围到底是个什么世界。

几名被判青年的父亲，原来多是相信政府；但他们通过儿子的冤案，和他们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这是一个完全不讲理的政府。他们在给当局的公开信上 说，“你们把三个代表喊得震天响”，“难道不应该先从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权利开始落实吗？”因为即使在他们孩子的案件开庭时，他们作为家属要旁听，当局都耍 手腕不准。当局标榜司法改革、透明办案，宣传说“法庭旁听席开放”。可是几个孩子家长一大早去排队领票，但一张都没领到。因为只是开放了六个旁听席，而且 早被检方安排的人占满了。共产党法庭的这种手法简直像小流氓一样。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她在给这本书写的“前言”中说，以前在报上读到国家领导人到哪里探望，看到他们和蔼的面孔等，“常感 动着我”。可是一天早晨，当她出门去上班时，竟被一帮大汉在街上突然拽住，塞进一辆汽车，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审问。她说就像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绑匪作案一 样。她被搜身、拍照、审问、恐吓了三天，然后让她写保证，不对任何人讲此事。等她身心疲惫地终于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看到的是“家里被搜查后的一片狼藉”， 此后一个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处，提心吊胆度日。

这位原来以为周围是个“莺歌燕舞”的“和谐社会”的女孩，经过这样一场灾难，她突然长大了。在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中，她说，“当灾难没有降临到我头 上的时候，我不在意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天，当灾难莫名其妙地突然降临之时，我才切实体验到这个可以任意剥夺人权的制度的蛮横，我才意识到，我们生活的环境 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灾难随时可能突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头上。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我自己的人权。”

昆德拉笔下的工程师因为被“惩罚先于过错”所折磨，最后认清周围的荒谬，投奔了西方。杨子立和他的同伴们，经过这场同样的炼狱，他们的灵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层深刻和抵抗野蛮的韧性。

2009年3月12日写于杨子立获释之日

（附记：共产党硬是让杨子立这个年轻人蹲满了八年牢狱。对于一个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是为立功而故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没减刑，真是残酷至极！）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