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我终于开始醒悟

1976年元月9日，周恩来病逝。

周恩来病逝前，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此时，人们已把那些政治流氓们导演的把戏看穿了，所谓“周公”就是指周恩来。

重庆上清寺大街上，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大字报的西南农学院的学生和愤怒撕毁大字报的群众发生了群殴。许多人在背后悄悄议论说，这场运动的矛头已指向周总理了。有位工人偷偷的向我说：“毛主席怎么这样，‘林彪事件’，如果不是周总理的话，毛早就完了，这个人（毛）忘恩负义，翻脸无情太毒辣了！”也有人说，现在毛搞的是愚民政策。我听了后，急忙阻止他们，说这些话是要掉性命的，罪名叫“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从此以后我听都不敢听，不敢再与说这些话的年轻人接近了。我怕万一出了问题推到我的身上来，我就活不成了，此前有个名叫吴多开的临时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单位指名叫我和陈志祚去参加对他的公判大会，实际上是叫我去陪杀场，太可怕了！看来不但我的嘴，而且我的耳朵也要封闭起来了。此时此刻我只是想如何能在这个恐怖可怕的日子里保住我的性命！

人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刘”、“毛、林”、“毛、周”以及后来的“毛、邓”之间的权力和路线的斗争，人民群众不过是被愚弄被利用的工具而已。有人说的对，这叫做“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有的人看破之后悄悄的溜之大吉当“逍遥派”去了。

1976年元月15日，北京人民大礼堂隆重举行了追悼周总理的大会。邓小平致的悼词发表了刚刚一个月，重庆就出现了“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接着中央文件一个接一个地下达，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前，街上的大字报上传出毛的最高指示：“树大根深，打周必乱”，看来“树大根深”的周恩来死了，只好拿邓小平开刀了。

什么“唯生产力论”、“还乡团又回来了”、“翻案不得人心”等等煽动性的大字报、漫画、标语口号又铺天盖地张贴在大街小巷。广播、报刊、电影等宣传工具紧锣密鼓的配合着，一场暴风雨般的批判邓小平“右倾”反翻案风运动到来了！随着“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也由林彪的社会基础变成了邓小平的社会基础。

3月4日上午，全厂召开“批判邓小平，誓师大会”。接着各车间科室也纷纷召开批判会，随后全市召开万人“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之后，游行示威，一浪接一浪，就像“文革”初期一样，似乎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

事后听说北京要召开万人大会，公判中国的纳吉邓小平，全国各地也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上钩下挂消灭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得知这个消息把我吓惨了，幸亏我福大命大躲过了这场死神对我的召唤。（笔者注：从揭发“四人帮”的材料中得知）

4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红旗杂志》）接连不断发表重要社论、文章，报导和披露“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真相”。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浓厚得令人胆颤心惊。

不过，那些自称为“救世主”的人，错误的估计了自己，错误的估计了人民群众的能量。他们像公布林彪的“57.1工程纪要”那样把“天安门反革命分子”的一首“反诗”公开披露在报刊上，认为这样可以教育人民群众。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些利令智昏的丑类早已失去了党心民心而不自量，反而让人民群众看穿了他们的嘴脸。

这首“反诗”使我在迷茫中茅塞顿开，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人民并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让那些骗人的假马列主义的政治骗子们见鬼去吧！”

这首诗把我敲醒了，我终于从被愚弄中醒悟过来。

人民并不是愚不可及，一个偌大的中国总有人敢站出来“洒血祭雄杰”。

多年来，一个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的年老昏庸的“万岁爷”只要金口一开，划上一个圈阅，那些“皇亲国戚”们（当时没有“四人帮”之说）就能把10亿中国人民当“阿斗”般的玩弄于股掌之上！我想：难道千百万革命烈士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就是今天这个“秦皇封建社会”吗？我暗暗惊喜，人民是不可欺的，“物极必反”，我要咬紧牙关，等到“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的那天到来。我想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因为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

因为受到几十年的思想禁锢、社会封闭，此时我的思想只局限在所谓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这个小圈子里坐井观天，另外，因为我深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我的醒悟只是盼望有个开明贤良的“万岁”，来取代年迈昏庸残暴的“万岁”，让老百姓过点好日子。人的思想认识不能超越时空，当时我不懂什么叫做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普世价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是怎么回事。

此时，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恐怖，我更加小心谨慎，许多人与我一样头脑早就不是自己的了，都变成了官方的“留声机”、“传话筒”小心谨慎的跟着党、报纸喊万岁，喊打倒某某，一个字也不敢说错。全社会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万岁”的最高指示。

然而人们的良知是不能消灭的，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周总理的“遗嘱”和“打倒邓小平，千百万‘猪头’落地”的传单，甚至有不怕死的人公开站了出来。

1976年5月8日，重庆市召开10万人批斗“反革命分子”白志清（重庆钢铁厂技术员）大会。白志清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夜里偷偷张贴在重庆市的中心——解放碑。这些大字报轰动了全市。有人抄写下来暗地里散发，要撕毁大字报的人和要抄写大字报的人发生了口角，最后发展成为群殴事件。

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为邓小平喊冤叫屈，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愚弄人民群众的上层统治者，矛头直指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白志清被判处死缓，（此人命大，不久“四人帮”倒台，白志清出狱。）

社会又开始混乱了，造反派又起来了，到处按“最高指示”揪“还乡团”，揪“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1976年7月20日，全厂召开教职工、学生大会，官复原职的崔振杰，一夜之间变成了邓小平的“还乡团”，造反派又向他开火了。我这个阶级斗争的“草人”被挂在了邓小平这条“黑线”上，成了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一切都按上面的调子办事，群众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工具。

在这杀气腾腾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担心以后我的“命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