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1968年春末夏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后，李立荣从他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邺路小学，观看一位朋友W的批斗会。在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同样表示了忧虑。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各自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付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1968年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且作了最坏的打算。根据我们的判断，他和我，以及我们一班朋友之间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进行抨击议论，还有过一些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不过，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有掉脑袋的事。（是我们太年轻、太单纯？还是这个民族太年老、太复杂？也许这是一个永远的谜。）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后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隔离审查，并于下午被关进设在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义上是“群众专政”，实为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即后来的“个体户”）；“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者。而“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一些“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再轮换着干——这有点类似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李立荣进去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倒没有受什么罪，就是回单位开过两次批斗会，一般性的低低头、弯弯腰而已。当时我通过“内线”（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断得知他在里面的情况。

8月上旬的一天，“内线”传来一条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这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除点了“文革”前已被判刑五年的Z的名外，只是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在一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提及具体人名。在批判分析、无限上纲的同时，对肉体也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自李立荣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人被架成“喷气式飞机”，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在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三十七年后的今天，当我手中这支颤抖的笔写到这里时，耳边又响起那震耳欲聋的喊声：杀！杀！杀！杀！杀！杀！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的一步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随行的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时看见了我，我乘机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他看见了——从他嘴角漾起的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掩上了，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我与他生死两隔！

他把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笑容留给了我，也将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心中。去年（2005）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陡然间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司机丢下我自己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了，那座清真寺又恢复了它的原来用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三十七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就在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说法这叫“升级”。

自从李立荣被隔离后，他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李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我一般两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践约照顾安慰李立荣的母亲，同时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这样几个月过去，既无什么动静，我们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中国新年，就在这年的中国新年期间，出现了新情况。

在节前的腊月二十八，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晚上悄然去了李家。见到林舜英和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后，陈某称其前段时间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就在他临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有没有麻烦。另外陈某还重点表示，按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老方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时，我们三人一起分析了一下。林舜英的意思是他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颇为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上面提到了曹汉华，现在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了。

我认识曹汉华是在1967年。在我之前李立荣和他已是知已好友。他一直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曹汉华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且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1967年经李立荣介绍和我认识，很快成为至交。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政治、文化见解，我一直把曹汉华视为我的知音。尽管我认识他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在我这一生中，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就在我被捕判刑不久，曹汉华被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残酷杀害。1970年冬我被南京第十一劳改队押往无锡建华监狱集训，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吕姓刑事犯。他在看守所时一直和曹汉华关在一起，并且在同一个“公判大会”上宣判。多亏这位吕姓难友，让我多少了解到了一点曹汉华的最后情况。曹在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恼羞成怒的审讯人员使尽了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即便如此，也未能使他屈服。在“公判大会”上宣布判他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迅即后仰，使得身后抽住勒在犯人颈子上绳圈尾巴（注：这是具有二十世纪中国特色的一种对付死刑犯人的特殊手段。每个死刑犯人在执行前，颈子上都被套结一个Q形绳圈，松紧以死刑犯人勉强可以呼吸为度。一旦发现犯人临刑前要呼口号，身后的员警立即抽紧绳圈尾巴以勒住犯人喉咙使其发不出声来。这个方法比起张志新临刑前的割断喉管，显然是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改革，正因如此，故一直沿用至今）的员警猝不及防从而让曹汉华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瞬间，曹汉华用这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中国新年大年初一，曹汉华从无锡回南京。见面时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他。同我一样，他也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

年初三，按照事先约定，我、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现太平南路）和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这亇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在迷漫的雪幕中，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雪沿朱雀路（如今的太平南路）边走边谈。

一番寒暄过后，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

“不过，”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同时，”他的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

听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后，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组织，而且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显然对我的话很不满。

“既然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他停下了脚步，“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

见他似乎动了气，我只得反复向他介绍我们和李立荣认识、交往的经过，并再三告诉他我们只是好朋友，我们从来没打算搞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行动”。

“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

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

大概估计到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了，他也就没再提什么“组织”的事。但似乎还不死心，又“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连一些细节都很准确。显然，他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对此我和曹汉华都有些惊讶。

这次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后来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元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

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

根据他的谈话，显然对李立荣、对我和曹汉华都相当了解。他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这些都不是一般朋友能知道的。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李立荣当然不可能跟他提起这个所谓的“组织”；那为什么他又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呢？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间精神病患者被抓进去的不在少数）？这不对。首先，如果他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李立荣必然很了解他，他怎么会托一个精神病人带信呢？再者，从我们跟他这次接触来看，陈某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怎么看也不像有精神病。

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估计很难撬开李立荣的咀巴，情急无奈之下，特地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于是安排了一个“卧底”在他身边，通过李立荣之口，在摸清了我们一些生活细节后，取得我们信任，最终把我们这几条“大鱼”钓上钩。如果我们真有什么“组织”，倒真如这位“卧底”所言，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有“灾难性后果”；但，如果这“组织”二字本来就是“莫须有”，下一步他们又将如何呢？

我和曹汉华分析到这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公检法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了，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不过我们还是有点迷惑不解：几个年轻人平时在一起，除了谈谈文学、艺术，最多不过一时兴起地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同当局为敌啊！对我们这些人，值得大动干戈吗？

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论”，人的独立思考和资讯交流，居然会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感到如此恐惧！！

初三当晚，我把当天下午去见陈某的情况告诉了林舜英和李蔚荣。林舜英觉得儿子既然没有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你们又都是些很正派的年轻人，让他们去搞好了。她说，我们家虽然出身不好，但这些年来一直老老实实，从来不做违法的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我想想也是。

大约隔了一星期左右，那个姓陈的又在林舜英上班的路上和她见过一次面。据林舜英告诉我，陈某又企图从她口中套我和曹汉华的情况。林舜英平素一贯胆小怕事，讲话非常注意；再说我已经告诉了她陈的可疑，因此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他。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人说“这个世界真小”，果然如此！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一次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的事。这个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过，说他在1969年曾经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并把当年的经过情形讲了一遍。于是李海涛又告诉了我一些有关这个陈某的细节。

此人确实姓陈，原来住在洪武路，一直无正当职业。为了生存，平时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了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对这种市井无赖，居委会老大妈们倒也拿他没什么办法。1968年下半年，根据江苏革委会头头许世友的高招，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分给了他。但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了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非但拒不领情，还耍泼使赖、寻死上吊，使居委会头痛不已。眼看这颗“耗子屎”要坏了汤，居委会同派出所串通好后，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刹刹他的威风，以此杀鸡吓猴。于是，别的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则进了看守所。刚进去不久，恰巧被当时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先生慧眼相中。（注：冯先生当时是白下区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无锡人，因有一脸雀斑，外号“冯麻子”，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后来一直在白下区公检法口子工作，约十年前从白下区检察长位置上光荣离休）冯先生正好一直想安排一亇内线打入我们“内部”，只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当时正巧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并且紧邻李的位子。冯在看了陈某档案后，觉得此人可以利用，于是找他谈了话。根据陈某“有奶便是娘”的特性，冯先生许诺他可以不下放，条件是要替公安局办件事。陈某自然受宠若惊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就成。冯便向他交待了详细内容：首先要在李立荣身边主动说“反动话”，越反动越激烈越好。以此骗得李立荣信任后，从李立荣口中套出我和曹汉华的情况，再以“带口信”方式来“钓”我们。另外陈某还得在李家住宅周围密切监视往来人员，记下来人的相貌年龄、具体时间。为了防止我们“反侦察”，冯祖福还同陈某约定，每星期四上午九点在淮海路红十字医院门诊部碰头，冯听取汇报并作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平时若有紧急情况，陈某可拨打一个专用号码电话。

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而变为体面的警犬，陈某对主子的感恩和卖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便有了前面讲过的事。

听了李海涛的叙述，总算解了心头谜团。还真得多亏这位姓陈的老兄爱吹嘘自己的天性，否则到现在我也无法一释心中之疑。1982年，我住在南京城南凤游寺，有天下班途中忽然发觉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眼熟，从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们“内部”的那位陈兄。于是我悄悄尾随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他独身一人住在一个老宅第二进天井里搭建的小披屋里，面积不过七八亇平米，看样子混的仍然不景气，估计当年我们这些“猎物”一一捕获后，这位临时警犬的利用价值已不复存在，冯先生随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怜悯之心终于打消了我算“旧账”的念头，再说，这笔旧账又怎么算呢？当时我好歹还是亇政协委员，多少得有些自重才是。这些，都是后话了。

1969年中国新年过后，自打同陈某见过面，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了些，有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单位上班了。我还是尽量抽时间去李家，不时给林舜英他们一点安慰。眼看李立荣关进去半年多一直不处理，也不知结局到底怎样，我们惴惴不安地一天天等待。这期间，李立荣的大姐带着一双儿女从武汉回来探过一次亲。她的看法是，李立荣既然没干过什么坏事，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多关一段时间教育释放了事。大女儿的劝慰，加上一对活泼可爱的外孙在膝下撒娇，林舜英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对正在逼近的巨大灾难，李家所有的人都毫无觉察。

不过，我一直被不祥的预感所笼罩。

首先，文革之前李立荣受他那位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朋友Z牵连的事一直没有了结。后来市公安局之所以没再找他，是由于文革开始后公检法建制被打烂，办案人员去了“五七干校”，已经自顾不暇。尽管如此，这决不意味着李立荣的事不了了之。那些档案材料还在，根据当局的行事风格，这笔账是迟早要算的。其次，从海校批斗大会的规模和声势，以及会后立即将他“升级”进看守所来看，充分表明当局对李立荣重新立案的程式已经启动。而且这次不会是小打小敲，不搞出点成绩来，不会轻易甘休。再者，经办李立荣案的那些老公检法人员，文革初期都有被“打倒”“靠边站”的经历，如今重新被起用，正想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好好表现一番；文革前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条条框框”限制手脚，现在老规矩早被统统砸烂，正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大好时机。

基于这些分析，我预感到李立荣在劫难逃，而且我大概也难以置身事外。

1969年四月“九大”开过后，在伟大领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号召下，中央的争权夺利密锣紧鼓，地方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在斗人、抓人，判刑，枪毙人的布告（由“公检法军管会”签发）象如今治疗性病广告一样随处可见。我所在的农场同其他单位一样，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一个又一个的“坏人”被揪出来。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顷刻之间成了“地、富、反、坏”，有两个一辈子识字总数从未达到过三位数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

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人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篇重要讲话在全国范围到处印刷张贴，公然强调对阶级敌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我们农场一个姓孙的军代表（注：此人造孽过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惧怕被他整过的人报复，差点吓出精神病来）在一次大会上声色俱厉的叫喊：“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修正在妄图侵犯我们，敌情这么严重，不杀一批人行吗？我们哪一次同敌人打大仗之前不杀一批人？”我当时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同当年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有何区别？

很快我发现我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