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劉曉波是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從1989年六四後開始斷斷續續的監牢生涯。先後三次被捕，三次坐牢和勞教，最後一次出獄是1999年10月，離現在沒有多長時間。不知道他什麽時候再次坐牢，因爲他並沒有因爲遭受迫害、坐牢、失去自由、離婚等打擊而放棄民主自由理念。他依然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奮筆疾書，抨擊共產黨專制制度。今年初，他與另外六名政治異議人士在互聯網上發表公開信，全力支援“天安門母親運動”角逐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

劉曉波的可貴之處，我認爲有兩點。一是拒絕出國。對於民運人士來說，出國就等於流放。劉曉波清楚，他一旦出國，那“四十九人”黑名單就會變成“五十人”黑名單，他就難以回國。不能回國意味著什麽？就是剝奪你在中國進行民主運動的機會，如果脫離了中國的現實，不能感受中國社會的變化，不能分析研究中國社會矛盾，如何談得上進行中國的民主運動？不能回國還意味著讓你淡薄中國的情感，離開你的親人、朋友和那美麗的山河、城市和村莊，離鄉背井是最傷害人的精神情感的。所以，當共產黨當局和朋友勸說他離開祖國時，他毫不猶豫，斷然拒絕，寧願再次坐牢，也不離開中國這塊土地。

另外一點，劉曉波的理性精神。儘管他曾經三次坐牢，經歷的痛苦的迫害與折磨，但支配他思想的決不是個人仇恨。他很坦然地面對現實，感受中國的變革，深入社會，瞭解中國人在想什麽，社會的變革給民主自由運動提出了怎樣的新的要求。在他的文章和書籍中，你沒有看到他的摻雜個人恩怨，沒有漫駡，沒有詛咒，沒有怨天尤人，只看到冷靜理性的思維流。只有無私才能無畏，劉曉波依然在北京從事他的寫作，從事喚起民衆的艱苦重任。

楊建利與劉曉波都是畢業于北師大，在美國獲柏克萊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政治經濟博士。他主張用“公開、合法、非暴力”手段與共產黨專制抗爭。“多年以來，他組織召開了由中國大陸學者與海外學者共同參加的有關中國憲政、政黨政治、鄉村選舉、族群關係、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等課題廣泛的學術研討會，爲促進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廿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會關於楊建利主席回國的聲明》）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楊建利在昆明機場被捕。他是使用他人證件潛回國內的，儘管他是中國公民，但他是在共產黨“四十九人”黑名單之列，共產黨不允許他回國。他曾多次通過合法手續和途徑回國，但都遭到拒絕。在東北發生大規模工潮期間，他覺得海外民運不能再等待了，應該用實際行動參與國內的民主運動，而不能縮手縮腳，讓“武功”給廢掉。（參見楊建利《破分隔內外民運之計》，《議報》第38期）

楊建利的可貴之處我認爲也有兩點。一是在美國十幾年，堅持自己的中國公民身份，沒有加入美國籍。這一點與劉曉波拒絕出國本質上是一樣的。加入美國籍就成了外國人，而楊建利所從事的民主事業是中國的民主事業，以外國人的身份從事中國的民主事業，他自己感覺不方便。要知道，成爲美國公民對於自己的安全和優厚的美國待遇都是有好處的，但他熱愛祖國（非熱愛政府），他把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當成他畢生的事業。這才是“大公無私”。

二是他的“獻身精神”。明知道有危險，但爲了參與國內的民主運動，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我專門有一篇《贊楊建利博士“獻身的精神”》文章，民主鬥爭需要大無畏的精神，需要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這種精神楊建利親身建立，這個故事楊建利親身寫就。設想，如果所有的海外民運精英都有這種精神，那中國的民運將會是什麽樣的情景。

劉曉波和楊建利兩位中國民主鬥士，都有共同的無私無畏精神，都有在國內進行民主鬥爭的共同認識，都有公開、合法、非暴力的理性。一個拒絕出國，一個千方百計闖關回國，迸發了在國內進行民主運動的火花。聯想到緬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主鬥士昂山素姬，她堅持國內民主鬥爭，儘管被囚禁、軟禁，但毫不屈服，拒絕出國。在其丈夫病逝後，她依然忍住淚水和內心的傷痛，沒有出國見丈夫最後一面。因爲她知道，出國就意味著流放，而緬甸的民主運動需要她，她不能走。她的無私無畏的精神值得所有中國民運人士學習。又聯想到聖雄甘地，他堅持在國內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爲印度的獨立解放不屈不撓，直至最後勝利。

劉曉波和楊建利的精神難道不能攪動我們的內心，引發我們的思考嗎？

2002年5月6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