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刘晓波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从1989年六四后开始断断续续的监牢生涯。先后三次被捕，三次坐牢和劳教，最后一次出狱是1999年10月，离现在没有多长时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次坐牢，因为他并没有因为遭受迫害、坐牢、失去自由、离婚等打击而放弃民主自由理念。他依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奋笔疾书，抨击共产党专制制度。今年初，他与另外六名政治异议人士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全力支援“天安门母亲运动”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

刘晓波的可贵之处，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拒绝出国。对于民运人士来说，出国就等于流放。刘晓波清楚，他一旦出国，那“四十九人”黑名单就会变成“五十人”黑名单，他就难以回国。不能回国意味着什么？就是剥夺你在中国进行民主运动的机会，如果脱离了中国的现实，不能感受中国社会的变化，不能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矛盾，如何谈得上进行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回国还意味着让你淡薄中国的情感，离开你的亲人、朋友和那美丽的山河、城市和村庄，离乡背井是最伤害人的精神情感的。所以，当共产党当局和朋友劝说他离开祖国时，他毫不犹豫，断然拒绝，宁愿再次坐牢，也不离开中国这块土地。

另外一点，刘晓波的理性精神。尽管他曾经三次坐牢，经历的痛苦的迫害与折磨，但支配他思想的决不是个人仇恨。他很坦然地面对现实，感受中国的变革，深入社会，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社会的变革给民主自由运动提出了怎样的新的要求。在他的文章和书籍中，你没有看到他的掺杂个人恩怨，没有漫骂，没有诅咒，没有怨天尤人，只看到冷静理性的思维流。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刘晓波依然在北京从事他的写作，从事唤起民众的艰苦重任。

杨建利与刘晓波都是毕业于北师大，在美国获柏克莱加州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博士。他主张用“公开、合法、非暴力”手段与共产党专制抗争。“多年以来，他组织召开了由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参加的有关中国宪政、政党政治、乡村选举、族群关系、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等课题广泛的学术研讨会，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廿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关于杨建利主席回国的声明》）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杨建利在昆明机场被捕。他是使用他人证件潜回国内的，尽管他是中国公民，但他是在共产党“四十九人”黑名单之列，共产党不允许他回国。他曾多次通过合法手续和途径回国，但都遭到拒绝。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工潮期间，他觉得海外民运不能再等待了，应该用实际行动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而不能缩手缩脚，让“武功”给废掉。（参见杨建利《破分隔内外民运之计》，《议报》第38期）

杨建利的可贵之处我认为也有两点。一是在美国十几年，坚持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没有加入美国籍。这一点与刘晓波拒绝出国本质上是一样的。加入美国籍就成了外国人，而杨建利所从事的民主事业是中国的民主事业，以外国人的身份从事中国的民主事业，他自己感觉不方便。要知道，成为美国公民对于自己的安全和优厚的美国待遇都是有好处的，但他热爱祖国（非热爱政府），他把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当成他毕生的事业。这才是“大公无私”。

二是他的“献身精神”。明知道有危险，但为了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专门有一篇《赞杨建利博士“献身的精神”》文章，民主斗争需要大无畏的精神，需要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种精神杨建利亲身建立，这个故事杨建利亲身写就。设想，如果所有的海外民运精英都有这种精神，那中国的民运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刘晓波和杨建利两位中国民主斗士，都有共同的无私无畏精神，都有在国内进行民主斗争的共同认识，都有公开、合法、非暴力的理性。一个拒绝出国，一个千方百计闯关回国，迸发了在国内进行民主运动的火花。联想到缅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民主斗士昂山素姬，她坚持国内民主斗争，尽管被囚禁、软禁，但毫不屈服，拒绝出国。在其丈夫病逝后，她依然忍住泪水和内心的伤痛，没有出国见丈夫最后一面。因为她知道，出国就意味着流放，而缅甸的民主运动需要她，她不能走。她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值得所有中国民运人士学习。又联想到圣雄甘地，他坚持在国内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印度的独立解放不屈不挠，直至最后胜利。

刘晓波和杨建利的精神难道不能搅动我们的内心，引发我们的思考吗？

2002年5月6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