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9日訊】 記得在七九年“民主墻”運動期間，北大校園貼出一篇名爲《火》的短篇小說，作者是上海的曹冠龍。故事的內容是，某高幹患有嚴重的眼病，想做器官移植手術，換一雙年青健康的好眼。于是，公安局就把一個打成“反革命”的小夥子處以死刑。最殘酷的是，爲了確保被移植的眼睛鮮活，執刑者和醫生一道，竟先動手挖出小夥子的雙眼，然後再把“犯人”槍斃。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勞改基金會于今年二月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書名諷刺地叫做《共產黨的慈善事業》。該書英文版已于去年五月出版。

《關于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一書正文分爲七章：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器官移植之歷史性回顧，二、死刑與器官摘取，三、從死囚牢房到手術房，四、器官移植所涉及的倫理道德問題，五、中國和國際的器官“交易”，六、國際上對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反應，七、我們的建議。正文之前，有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弘達和美國參議員赫爾姆斯與威爾斯東寫的三篇序言，正文之後有長長的附錄，其中收錄了中共相關文件、法令，案例調查以及諸如此類。本書的責任編輯是廖天琪女士。

關于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說，在未經死者同意或死者及家屬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這在中國幾乎是公開的秘密。然而此事一旦在西方媒體曝光，立即引起輿論的强烈反應。調查報告引用了許多西方人士的評論。美國前參議員康妮.馬克(Connie Mack)說：“利用死囚器官違反了基本的人權，更重要的是它違背了我們對人性尊嚴的神聖原則。”歐洲議會對中國政府摘取死囚器官一事深感震驚，作出决議，强烈譴責：“這是一種犯罪行爲，明顯地違反了國際上關于尊重和保護犯人尊嚴和身體不受侵犯的規定。紐約長老教會醫院醫師肯尼思.普瑞格(Kenneth Prager)說：“中國當前的器官移植系統違反了最基本的倫理標準......世界性的器官移植組織應該開除中國的器官移植大夫，直到這種情形改正過來爲止。”

如上所說，在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事，對普通民衆來說不是秘密，嚴重的問題是，大部分中國人似乎幷不認爲這種事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廣州中山大學的兩位器官移植醫生就曾直言不諱地說：“死刑犯死了，他們的器官與身體一起火化掉，不是浪費了嗎？人死了就成了一個物，我們利用廢物...。”他們的觀點和上述西方人士的觀點是如此不同，人們不能不追問：這是否反映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對“人”的價值觀的不同？是否反映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先談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同樣是判處死刑，執刑方式還分門別類，很有講究，從服毒、絞死、斬首，直到淩遲。有些執刑方式，目的是給死囚製造更大的痛苦。有些執刑方式則表示給死囚的人格更大的侮辱。若單從臨終的肉體痛苦而論，被砍頭和服毒或絞死大概沒有什麽差別；但是，從對死囚的人格尊重來看，保留全尸和身首异處顯然大不相同(國人很看重全尸)。這裏，就不用再說挖祖墳和鞭尸的象徵意義了。此外，我們也都知道，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盜墓是重罪，從不等同于一般的盜取財物。由此可見，中國人幷不把尸體看成物；如果說對不同的死者，對其尸體的態度不一樣，那麽，這種差別正好是對活人的不同態度的延伸，其不言而喻的前提仍然是把人的尸體不等同于物；而且這種差別都各有其明文限定，比如說，你不能把一個判絞刑的人砍掉腦袋。

現在，我們再回到那兩位醫生的觀點上來。其實，這兩位醫生的話本身就前後不一貫，經不起推敲。若說“人死了就成了一個物”，這道理對一切人都適用，誰死了都成了一個物，不管你生前是壞蛋還是好人，不管你原來是“反革命”還是屬于“三個代表”，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爲什麽你們偏偏只任意摘取死囚的器官，不敢任意摘取其他死人的器官呢？問問那些把摘取死囚器官不當回事的人，如果醫生任意摘取你家死去親人的器官，你也會覺得無所謂嗎？

另外，勞改基金會揭露中共當局摘取死囚器官一事，當局總是十分惱怒，矢口否認，斥爲“造謠誣衊”，可見，當局也自知理虧。中共官方發言人從來不敢公開宣布那是什麽“廢物利用”，就連那兩位醫生也只是在私下談話中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决不敢把那番話當作正式發言的。另外，在中共關于利用死囚器官的文件裏明文規定：“利用死刑罪犯尸體或尸體器官要嚴格保密，注意影響，一般應在利用單位內部進行。確有必要時，經執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許衛生部門的手術車開到刑場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衛生部門標志的車輛、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術未完成時，不得解除刑場警戒。”這不是作賊心虛麽？

可見，關于不應該任意摘取死囚器官這個道理，原是人人都明白，人人都承認的。因此，這兩位醫生的話和所謂無神論或唯物主義毫不相干，和中國文化也是風馬牛不相及。說到底，那無非是在新聞封鎖和專制暴政下又一種無耻劣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