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13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橫河新聞分析）廣西洪災，水庫無預警洩洪再次出現，從板橋潰壩到六籃水庫潰壩，中國水庫的問題究竟在哪裡？表面上是技術、工程和利益，實質是制度和意識形態，不是用立法能解決的。

7月6日，由於當地暴雨，廣西南寧六藍水庫發生潰壩事件，在潰壩之前，當局在早晨6點全面開洩洪閘，但直到上午8點才通知下游民眾撤離，此時距離開閘已過兩小時。

隨後大壩發生潰決，洪水迅速淹沒下游多個村鎮，部分積水深達兩層樓，當地居民損失慘重。

廣西南寧不是偶然的個案。近年來，當暴雨引發洪水，往往伴隨著水庫開閘洩洪不通知、不預警的消息，而且是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的主要原因。

2024年福建上杭縣藍溪鎮洪災，上游水庫在未通知下游居民撤離的情況下逕自開閘放水，導致洪水沖垮大量房屋並造成人員遇難。2023年海河流域多座水庫相繼開閘洩洪或啟用蓄滯洪區進行分洪，上游洩洪過快且預警訊息不對等，導致下游的涿州等地區遭遇嚴重淹水，許多村民受困。

受害的不僅是農村地區，2021年河南鄭州特大暴雨，常莊等多座水庫在未充分預警的情況下開閘洩洪，加劇了鄭州市區及周邊區域的洪澇災害，引發公眾對水庫調度透明度與預警機制的質疑。而1975年河南板橋水庫潰壩則被認為是人類科技造成傷亡最大的災難，超過切爾諾貝利的洩漏。

中國水庫洩洪不預警已經是一個錮疾了。那麼，是當局不夠重視嗎？顯然不是。習近平就高度重視治水。2023年水利部還出版了《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

當然也有可能正因為習近平高度重視所以水就更不容易治，就像中國足球，習近平是所有黨魁裡最重視的，都親自部署了，結果排名越來越後。

其實習近平親自指導的領域，都是越指導越糟糕的，因為他是外行瞎指揮，只要他一指揮，具體管事的或專家就再無發言權了。

當然，中國水庫問題，習近平並非始作俑者。王維洛先生指出中國關於分洪、防洪都有相關法律和條文，唯獨水庫洩洪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是一片空白。

這不可能是疏忽，只可能是故意的。唯一的解釋就是絕大多數大中型水庫都是國有的，開閘洩洪是有後果的，是要承擔責任的。一旦制定法律，就是專門針對中央或省市黨政機構或官員，而不是管民眾的，因為民眾對開閘洩洪根本就沒有決定權，甚至連知情權都沒有。

這就是毛澤東當時制定法律宜粗不宜細的由來，一旦細了，就可以管黨和政府了，而制定法律本來是管民眾的。

雖然改革開放以後向國際接軌，法律條文看上去很細了，該立法的大多數也立了，但確實有很少的故意留著不立法的，而且看上去都和針對的對象有關，如針對黨政官員公開私有財產的法案就從來沒有進入立法程序，到後來乾脆連提案都沒有了。

從水庫管理或擁有者角度，如果在開閘前就發通知或預警，事後就難以抵賴，受災民眾就會有要求賠償的，要政府負責的。而如果不通知，事後來個不承認放水了，鬧都沒地方鬧。反正也沒有法律規定一定要提前多少小時發預警。

至少到今天，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或官員因為水庫洩洪沒發預警而被起訴定罪的，也沒有因此而被黨內紀律處分的，自然也找不到事先發預警和通知洩洪對黨和政府有利的理由。

為什麼大部分水庫在暴雨來前不提前放水清空，以便蓄洪呢？中國很多水庫，包括江河上修的大壩，都聲稱有兩個最主要的功能，發電和蓄洪。

其實這兩者是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發電就要蓄水保持高水位，要蓄洪就要把水放掉留下空間在暴雨時儲水。

另外，很多水庫承包出去養魚等經濟開發，這對擁有水庫的一方，大多是地方政府，無論是發電還是出租開發，都是有利益的。

而有計劃洩洪對當局和相關的黨政官員，是沒有經濟和其它好處的，沒有任何理由提前放水以便大水來時可以蓄水。

這是在水庫運營層面上的問題。至少還有兩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第一個是為什麼現在隔三岔五就出現百年一遇的洪水。在長江流域，「高水位、中流量、大水災」的現象非常普遍。1998年的長江全流域特大洪水，流量不如1954年，水位卻創歷史新高。1954年長江宜昌站的最大洪峰流量高達70,800立方米/秒，而1998年宜昌站的最大洪峰流量只有63,300立方米/秒。然而，1998年的水位卻比1954年更高，原因就在侵占河道與圍湖造田。

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長江中下游經歷了瘋狂的「圍湖造田」。洞庭湖和鄱陽湖這兩個長江最大的天然調節水庫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以上，上百個小湖泊完全消失。

上游暴雨後，長江的洪水無處可去，只能全部擠在被堤防夾窄的狹長主河道裡，水位自然瘋狂上升。而在長江下游，隨著長江三角洲過去幾十年的都市擴張，許多原本屬於河流汛期洩洪的低窪濕地、河灘，都被填平蓋成了高樓大廈、柏油路或工業園區，雨水落地無法滲透，全部瞬間湧入河道。

而河流天然的緩衝彎道被人工水泥護岸取代，河流失去了蓄水空間。這導致即使是一場普通的強降雨（遠未達到歷史極端流量），兩岸的水位也會在幾小時內直接飆升到歷史警戒線。

侵占天然洩洪區的不僅僅是農民和地方政府，對「治水」高度重視的習近平本人也親自破壞。雄安新區所在地白洋淀地處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水系。由於其地勢低窪，在防洪體系中，是一個規劃內的蓄滯洪區，歷史上經常承擔周邊洪水的調蓄任務。

2023年太行山東麓暴雨，導致拒馬河等河流的水量暴漲，威脅下游地區。當時水利部為了確保千年大計雄安的安全，選擇在較上游的涿州等地啟用分洪口或提前洩洪，導致這些地區遭受嚴重的洪澇災害。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就是中共為什麼熱衷於修建水庫和大壩。中國登記冊上的近十萬座水庫中，絕大多數是在19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大規模水利建設時期興建的。1949年以前，中國水庫數量極少，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餘座，且多為日本侵華時期在東北等地所建。

中共建政後立即開始了瘋狂地建水庫運動，從1949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期間，全國就新建了八萬多座水庫。無論是建水庫還是江河築壩，都屬於堵水性質，而中國歷史上治水，從大禹開始，都是以疏導為主。

都江堰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水利工程。除了引水，還具備防洪、排沙、灌溉及水運等多重綜合效用。兩千多年來一直造福成都平原。

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因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是無神論的「人定勝天」，對自然毫無敬畏之心。毛澤東搞了個三門峽水電站，鄧小平江澤民時期搞了個三峽大壩，現在習近平又在青藏高原建最大的水電站。都是追求世界第一，完全違背自然規律和科學。

原因之一是社會主義並沒有自信，只能靠集中全國力量建超級大項目來證明制度優越。中共建政至今，黨魁換了幾任，理論從「繼續革命」轉為「白貓黑貓」，再回到「自我革命」，經濟上從「自力更生」到「改革開放」，再回到「國進民退」，不變的是從馬列繼承的鬥爭哲學，針對的不僅是人，也是自然。

而自然會以自己的方式報復。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