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13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横河新闻分析）广西洪灾，水库无预警泄洪再次出现，从板桥溃坝到六篮水库溃坝，中国水库的问题究竟在哪里？表面上是技术、工程和利益，实质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是用立法能解决的。

7月6日，由于当地暴雨，广西南宁六蓝水库发生溃坝事件，在溃坝之前，当局在早晨6点全面开泄洪闸，但直到上午8点才通知下游民众撤离，此时距离开闸已过两小时。

随后大坝发生溃决，洪水迅速淹没下游多个村镇，部分积水深达两层楼，当地居民损失惨重。

广西南宁不是偶然的个案。近年来，当暴雨引发洪水，往往伴随着水库开闸泄洪不通知、不预警的消息，而且是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

2024年福建上杭县蓝溪镇洪灾，上游水库在未通知下游居民撤离的情况下径自开闸放水，导致洪水冲垮大量房屋并造成人员遇难。2023年海河流域多座水库相继开闸泄洪或启用蓄滞洪区进行分洪，上游泄洪过快且预警讯息不对等，导致下游的涿州等地区遭遇严重淹水，许多村民受困。

受害的不仅是农村地区，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常庄等多座水库在未充分预警的情况下开闸泄洪，加剧了郑州市区及周边区域的洪涝灾害，引发公众对水库调度透明度与预警机制的质疑。而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则被认为是人类科技造成伤亡最大的灾难，超过切尔诺贝利的泄漏。

中国水库泄洪不预警已经是一个锢疾了。那么，是当局不够重视吗？显然不是。习*近*平就高度重视治水。2023年水利部还出版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当然也有可能正因为习*近*平高度重视所以水就更不容易治，就像中国足球，习*近*平是所有党魁里最重视的，都亲自部署了，结果排名越来越后。

其实习*近*平亲自指导的领域，都是越指导越糟糕的，因为他是外行瞎指挥，只要他一指挥，具体管事的或专家就再无发言权了。

当然，中国水库问题，习*近*平并非始作俑者。王维洛先生指出中国关于分洪、防洪都有相关法律和条文，唯独水库泄洪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是一片空白。

这不可能是疏忽，只可能是故意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绝大多数大中型水库都是国有的，开闸泄洪是有后果的，是要承担责任的。一旦制定法律，就是专门针对中央或省市党政机构或官员，而不是管民众的，因为民众对开闸泄洪根本就没有决定权，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

这就是毛泽东当时制定法律宜粗不宜细的由来，一旦细了，就可以管党和政府了，而制定法律本来是管民众的。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向国际接轨，法律条文看上去很细了，该立法的大多数也立了，但确实有很少的故意留着不立法的，而且看上去都和针对的对象有关，如针对党政官员公开私有财产的法案就从来没有进入立法程序，到后来干脆连提案都没有了。

从水库管理或拥有者角度，如果在开闸前就发通知或预警，事后就难以抵赖，受灾民众就会有要求赔偿的，要政府负责的。而如果不通知，事后来个不承认放水了，闹都没地方闹。反正也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提前多少小时发预警。

至少到今天，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或官员因为水库泄洪没发预警而被起诉定罪的，也没有因此而被党内纪律处分的，自然也找不到事先发预警和通知泄洪对党和政府有利的理由。

为什么大部分水库在暴雨来前不提前放水清空，以便蓄洪呢？中国很多水库，包括江河上修的大坝，都声称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能，发电和蓄洪。

其实这两者是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发电就要蓄水保持高水位，要蓄洪就要把水放掉留下空间在暴雨时储水。

另外，很多水库承包出去养鱼等经济开发，这对拥有水库的一方，大多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发电还是出租开发，都是有利益的。

而有计划泄洪对当局和相关的党政官员，是没有经济和其它好处的，没有任何理由提前放水以便大水来时可以蓄水。

这是在水库运营层面上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是为什么现在隔三岔五就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在长江流域，“高水位、中流量、大水灾”的现象非常普遍。1998年的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流量不如1954年，水位却创历史新高。1954年长江宜昌站的最大洪峰流量高达70,800立方米/秒，而1998年宜昌站的最大洪峰流量只有63,300立方米/秒。然而，1998年的水位却比1954年更高，原因就在侵占河道与围湖造田。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长江中下游经历了疯狂的“围湖造田”。洞庭湖和鄱阳湖这两个长江最大的天然调节水库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上百个小湖泊完全消失。

上游暴雨后，长江的洪水无处可去，只能全部挤在被堤防夹窄的狭长主河道里，水位自然疯狂上升。而在长江下游，随着长江三角洲过去几十年的都市扩张，许多原本属于河流汛期泄洪的低洼湿地、河滩，都被填平盖成了高楼大厦、柏油路或工业园区，雨水落地无法渗透，全部瞬间涌入河道。

而河流天然的缓冲弯道被人工水泥护岸取代，河流失去了蓄水空间。这导致即使是一场普通的强降雨（远未达到历史极端流量），两岸的水位也会在几小时内直接飙升到历史警戒线。

侵占天然泄洪区的不仅仅是农民和地方政府，对“治水”高度重视的习*近*平本人也亲自破坏。雄安新区所在地白洋淀地处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水系。由于其地势低洼，在防洪体系中，是一个规划内的蓄滞洪区，历史上经常承担周边洪水的调蓄任务。

2023年太行山东麓暴雨，导致拒马河等河流的水量暴涨，威胁下游地区。当时水利部为了确保千年大计雄安的安全，选择在较上游的涿州等地启用分洪口或提前泄洪，导致这些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中共为什么热衷于修建水库和大坝。中国登记册上的近十万座水库中，绝大多数是在19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时期兴建的。1949年以前，中国水库数量极少，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库二十余座，且多为日本侵华时期在东北等地所建。

中共建政后立即开始了疯狂地建水库运动，从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期间，全国就新建了八万多座水库。无论是建水库还是江河筑坝，都属于堵水性质，而中国历史上治水，从大禹开始，都是以疏导为主。

都江堰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除了引水，还具备防洪、排沙、灌溉及水运等多重综合效用。两千多年来一直造福成都平原。

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因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人定胜天”，对自然毫无敬畏之心。毛泽东搞了个三门峡水电站，邓小平江泽民时期搞了个三峡大坝，现在习*近*平又在青藏高原建最大的水电站。都是追求世界第一，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和科学。

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并没有自信，只能靠集中全国力量建超级大项目来证明制度优越。中共建政至今，党魁换了几任，理论从“继续革命”转为“白猫黑猫”，再回到“自我革命”，经济上从“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再回到“国进民退”，不变的是从马列继承的斗争哲学，针对的不仅是人，也是自然。

而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报复。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