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訊】長袖善舞的馮小剛，拿電影《手機》來證明言論表達自由是把“雙刃劍”，有時候既能傷別人，也能傷自己。

從沒有把《手機》看完就急著發脾氣的央視小崔，當然也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不打自招，屁顛屁顛地主動承認自己就是《手機》裏嚴守一的原型，多少有點自作多情。如果馮小剛、劉震雲確實是想促進中國電影的娛樂化事業的話，那麽小崔也就成了爲搞笑而獻身的真名群衆演員，而且馮、劉二人還占了一個大便宜——沒支付小崔一分跑龍套的錢。

把自己當根大蔥看的小崔，完全沒有那麽多情，不就是一個“嚴守一”嘛，不就是一個“手機”嘛，不就是爲了凡人的那點言論自由嘛，犯不著“X”人家女記者的大爺呀。如果那女記者反應快，也“你丫挺你丫挺”一番， 不就非常不可樂了嘛。

你我皆凡人，說話競自由，但是言論自由並非絕對，絕對了就成笑話了。馮小剛沒有絕對，所以也就有了“嚴守一”；小崔絕對了，所以馮、劉二人可以“沒事偷著樂”了。

言論自由，其實多半是爲了說話，倒不是爲了什麽大的目的。劉震雲說，人從早上睜開眼睛，到晚上閉上眼睛，要說三千多句話。如果有人夜裏說夢話，還得再加上三十多句。這些話，如果有千分之一的實話，已經很了不起了。可是，不知道小崔是真不知道這個道理，還是假不知道這個道理，就被馮、劉二人以及那位元女記者給套進去了，說一句“X你大爺”的廢話，把自己原本保留著的冷幽默勁兒給徹底葬送了。

說中國人不會搞笑，不懂幽默，其實並不是這樣。只是，有時候會搞笑與懂幽默的人，關鍵的時候往往患了幽默健忘症，小崔就是典型的“假洋鬼子”。

我有個朋友，倒是懂幽默，可是，卻被一個不懂幽默的人捉弄了，喜劇變成悲劇了。我的朋友是個大夫，就是在單位裏主管看病、打針、配藥的專職人員，平時喜歡上網和舞文弄墨，文章也是隨處可見。有一次，他從網上看到一篇名爲《中國七大噁心》的文章，被文中的幽默勁兒給打動了，比如“八十多歲母親的甘甜乳汁怎麽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每到逢年過節，領導幹部慰問下崗職工貧困戶時，你看到領導臉上有一絲愧色麽？你轄區的選民淪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沒有責任？他們拉著你的手謝恩時你對著鏡頭就那麽得意？”等等。我的大夫朋友覺得這比較幽默，而且覺得自1949年以來從沒有在報紙上看過如此幽默的文章，就與周圍的朋友經常提及，沒想到他周圍有一個不懂幽默的人當真了，以爲言論自由可以從網路上延伸到平面紙媒體上了，就決定在她負責編輯的《北京新報》上採用此稿。我的大夫朋友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做，只是覺得好玩而已。可事實上，不久那女編輯就把這個幽默從網路搬到報紙上用了，變成白紙黑字。據說審稿過程是這樣的：先是責任編輯預審，接著交部門主任二審，部門主任審稿後由總編輯終審並簽字，一路綠燈，於2003年6月6日刊出。不久，《北京新報》被查處，處理編輯，撤消刊號，追查責任人，那位醫務室的大夫難以倖免——他覺得自己特冤枉，就像小崔覺得“嚴守一”就是自己一樣。

其實，公開、公正地看待問題，《北京新報》出事與那大夫沒有直接的關係，大夫頂多是爲了讓那位女編輯看看“網上的文章還能這樣寫”，並沒有絲毫讓她發表此文用意。大夫不是文章作者，文章發表與否對他沒有任何利益上的期望。再者，大夫不是報社采編人員，不是總編輯，根本沒有對發表任何一篇文章的決定權和建議權。相反，那些有決定權和建議權的總編輯和責任編輯們倒是有重大失職嫌疑。爲什麽這樣一篇不受主管部門“歡迎”的幽默搞笑文章居然可以一路綠燈得以順利發表，難道這個責任要非審稿人員承擔？

由此看來，中國人真的沒有幽默的命，好不容易幽默一回，還幽默過了頭，我的大夫朋友成了替罪羊。當然，他並不樂意當這個替罪羊，他申辯說，“七大噁心事件”，責任在誰？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就是因爲編輯素質低下，領導管理疏漏所引發的，“對我個人來說，第一，這是互聯網上的一篇文章，其出處與作者是誰，我一無所知；第二，我並沒有建議、也沒有權力讓編輯發這篇文章；第三，“責任編輯”本身是幹什麽的？工人日報社在事件後，曾開展過‘守土有責’的討論，可是從編輯、發稿到見報，都不是我應該守的土呀！什麽叫‘總編輯負責制’、‘一把手負責制’？無論什麽樣的原因，發生這個事件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工人日報主要領導疏于管理和掉以輕心。可奇怪的是，本來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的總編輯和社長，卻毫髮無損，安然無恙……”

把幽默搞笑當真的責任編輯，把一張《北京新報》葬送了；不該承擔責任的人倒成了責任人，這個幽默確實是過了頭。現在，大衆媒體又在炒作小崔對號入“嚴守一”的座了，多少有點把幽默搞笑當真的味道，多少有點幽默過了頭。我想說的是：小崔，別把自己當根發綠的大蔥了，人家馮、劉二人只是爲了幽默搞笑，與你小崔沒有什麽直接的關係，你該幹嗎就去幹嗎，你若不想成爲“中國第八大噁心”，就此閉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