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8日讯】长袖善舞的冯小刚，拿电影《手机》来证明言论表达自由是把“双刃剑”，有时候既能伤别人，也能伤自己。

从没有把《手机》看完就急着发脾气的央视小崔，当然也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不打自招，屁颠屁颠地主动承认自己就是《手机》里严守一的原型，多少有点自作多情。如果冯小刚、刘震云确实是想促进中国电影的娱乐化事业的话，那麽小崔也就成了为搞笑而献身的真名群众演员，而且冯、刘二人还占了一个大便宜——没支付小崔一分跑龙套的钱。

把自己当根大葱看的小崔，完全没有那麽多情，不就是一个“严守一”嘛，不就是一个“手机”嘛，不就是为了凡人的那点言论自由嘛，犯不着“X”人家女记者的大爷呀。如果那女记者反应快，也“你丫挺你丫挺”一番， 不就非常不可乐了嘛。

你我皆凡人，说话竞自由，但是言论自由并非绝对，绝对了就成笑话了。冯小刚没有绝对，所以也就有了“严守一”；小崔绝对了，所以冯、刘二人可以“没事偷着乐”了。

言论自由，其实多半是为了说话，倒不是为了什么大的目的。刘震云说，人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要说三千多句话。如果有人夜里说梦话，还得再加上三十多句。这些话，如果有千分之一的实话，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不知道小崔是真不知道这个道理，还是假不知道这个道理，就被冯、刘二人以及那位元女记者给套进去了，说一句“X你大爷”的废话，把自己原本保留着的冷幽默劲儿给彻底葬送了。

说中国人不会搞笑，不懂幽默，其实并不是这样。只是，有时候会搞笑与懂幽默的人，关键的时候往往患了幽默健忘症，小崔就是典型的“假洋鬼子”。

我有个朋友，倒是懂幽默，可是，却被一个不懂幽默的人捉弄了，喜剧变成悲剧了。我的朋友是个大夫，就是在单位里主管看病、打针、配药的专职人员，平时喜欢上网和舞文弄墨，文章也是随处可见。有一次，他从网上看到一篇名为《中国七大恶心》的文章，被文中的幽默劲儿给打动了，比如“八十多岁母亲的甘甜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着你的手谢恩时你对着镜头就那麽得意？”等等。我的大夫朋友觉得这比较幽默，而且觉得自1949年以来从没有在报纸上看过如此幽默的文章，就与周围的朋友经常提及，没想到他周围有一个不懂幽默的人当真了，以为言论自由可以从网路上延伸到平面纸媒体上了，就决定在她负责编辑的《北京新报》上采用此稿。我的大夫朋友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可事实上，不久那女编辑就把这个幽默从网路搬到报纸上用了，变成白纸黑字。据说审稿过程是这样的：先是责任编辑预审，接着交部门主任二审，部门主任审稿后由总编辑终审并签字，一路绿灯，于2003年6月6日刊出。不久，《北京新报》被查处，处理编辑，撤消刊号，追查责任人，那位医务室的大夫难以幸免——他觉得自己特冤枉，就像小崔觉得“严守一”就是自己一样。

其实，公开、公正地看待问题，《北京新报》出事与那大夫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夫顶多是为了让那位女编辑看看“网上的文章还能这样写”，并没有丝毫让她发表此文用意。大夫不是文章作者，文章发表与否对他没有任何利益上的期望。再者，大夫不是报社采编人员，不是总编辑，根本没有对发表任何一篇文章的决定权和建议权。相反，那些有决定权和建议权的总编辑和责任编辑们倒是有重大失职嫌疑。为什么这样一篇不受主管部门“欢迎”的幽默搞笑文章居然可以一路绿灯得以顺利发表，难道这个责任要非审稿人员承担？

由此看来，中国人真的没有幽默的命，好不容易幽默一回，还幽默过了头，我的大夫朋友成了替罪羊。当然，他并不乐意当这个替罪羊，他申辩说，“七大恶心事件”，责任在谁？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就是因为编辑素质低下，领导管理疏漏所引发的，“对我个人来说，第一，这是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其出处与作者是谁，我一无所知；第二，我并没有建议、也没有权力让编辑发这篇文章；第三，“责任编辑”本身是干什么的？工人日报社在事件后，曾开展过‘守土有责’的讨论，可是从编辑、发稿到见报，都不是我应该守的土呀！什么叫‘总编辑负责制’、‘一把手负责制’？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发生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日报主要领导疏于管理和掉以轻心。可奇怪的是，本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总编辑和社长，却毫发无损，安然无恙……”

把幽默搞笑当真的责任编辑，把一张《北京新报》葬送了；不该承担责任的人倒成了责任人，这个幽默确实是过了头。现在，大众媒体又在炒作小崔对号入“严守一”的座了，多少有点把幽默搞笑当真的味道，多少有点幽默过了头。我想说的是：小崔，别把自己当根发绿的大葱了，人家冯、刘二人只是为了幽默搞笑，与你小崔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该干吗就去干吗，你若不想成为“中国第八大恶心”，就此闭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