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今天，我們又一次在這裡集會，紀念“六四”。十六年來，每一年的這一天，我們都在這裡集會紀念“六四”。

當今世界，各種各樣的紀念日和紀念活動數不勝數，然而在我看來，沒有什麼紀念日能比“六四”更重要的了。因為“六四”不僅僅涉及歷史，而且還涉及現實。其他的紀念日或紀念活動，例如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柏林牆的倒塌，等等。這些都僅僅是對歷史的紀念。畢竟，法西斯政權和東歐共產政權都早已灰飛煙滅，其罪行都得到嚴肅的清算。縱然在某些地方，正義姍姍來遲，殺人凶手已經壽終正寢，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但畢竟正義的原則已經重新確立。但“六四”不是這樣，“六四”還沒有成為歷史，那個殺人的政府還坐在台上，還在繼續壓迫人民，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六四”還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我們的集會，不但具有紀念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抗爭的意義。在這裡，紀念就是抗爭。這是“六四”的第一個與眾不同的重要特性。

“六四”第二個特殊的重要性是，“六四”不但屬於中國，而且還屬於世界。“六四”發生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借助於現代傳媒，全世界的人民都如同身臨其境，見證了那場殘暴的屠殺。“六四”屠殺不但是對全中國人民的良心的粗暴踐踏，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良心的公然挑釁。我們紀念“六四”，不但是為了呼喚和激發中國人民的道義良知，也是為了呼喚和激發全世界人民的道義良知。

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國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且也是世界的問題。只要中國還處在共產暴政之下，世界的自由民主就不能不受到嚴重的威脅；中國沒有自由民主，世界就沒有和平與安寧。

在這裡，我們尤其要破除那套經濟決定論的迷信或幻想，以為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開放。事實是，自“六四”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已經步入歧途。一般人只注意到當今中國的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他們不曾注意到中國的貧富懸殊的惡劣性質。中國的貧富懸殊既不是歷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場造成的，而是權力造成的。由於缺少公眾監督與民主參與，中國的所謂經濟改革無非是中共統治集團借助於赤裸裸的暴力，對全國人民進行的一場公開的大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越不願、也越不敢實行政治改革。盡管當局也意識到社會矛盾的惡性增長，因而提出了一些改善所謂弱勢群體狀況的措施，但那都是治標不治本。當局只不過是希望減緩矛盾的尖銳程度，用“有節制的壓迫”，以便做到“可持續的搾取”而已。除非共產黨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或其他社會危機，否則它決不會改選更張。如果聽任這種“改革”路線繼續下去，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蠻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

今後的一二十年，對於中國是極為關鍵的，對於人類也極為關鍵。如果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中國還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那麼，不但是中國自己，還有整個世界，必將遭遇巨大的災難。這就要求我們決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須奮起抗爭。要等歷史來改變一個專制政權，只是一種推遲抗爭和回避風險，要另一代人來抗爭來冒險的做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抗爭很可能更困難，風險很可能更巨大，而勝利則很可能來得更艱辛、更苦澀。

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專制強權，任重道遠，我們的抗爭無比艱難，也無比神聖，無比光榮。對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於人心之中，它永遠不會熄滅。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鳳凰，它可以失敗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它都會浴火重生。相反，共產專制只能輸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來。只要我們不屈不撓，堅持抗爭，最終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