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平綜合報導）過去三十年來，西方在中共全球間諜活動、滲透和影響力行動等方面的記錄和分析，取得長足進步。

西方初期的記錄和分析文獻，只關注中共全球特務和間諜行為構成重大且日益增長的威脅，總結出中共間諜行為固定模式。直到最近，研究才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和制度體系，才不斷催生這種大規模無所不在的滲透和影響力？研究開始直指這一切背後的主使：中共。

詹姆斯敦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前美國陸軍軍官、美國外交官和工業安全調查員馬特‧布拉澤爾（Matt Brazil）在《外交官》最新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共的間諜行動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有收買美國華裔海軍出售美軍軍艦機密，有組織黑客對西方基礎設施展開黑客攻擊，還有利用LinkedIn、Indeed和Upwork等海外招聘平台發布假招聘實為間諜刺探的情報搜集伎倆等。

文章說，迄今為止，全球已有數百起訴訟、情報評估、網絡調查和起訴書詳細揭露中共情報人員及其代理如何招募間諜、盜取西方技術、進行網絡攻擊以及在全球範圍開展影響力行動等。其中，美國這類起訴書尤為詳盡。

作者說，隨著記錄文獻不斷積累，西方對中共全球間諜和特務活動滲透理解日趨成熟，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和亞歷克斯‧喬斯克（Alex Joske）等學者的研究，開始直指根本，將重點從個別間諜行動轉向中共及中共目標、機構和組織機制結構，深挖中共這麼做的終極動機、中共情報間諜活動組織和指揮方式，以及除了正式情報間諜機構之外，還有哪些人參與。

文章說，中共的間諜特務活動，根本不是幾個情報機構的活動，而是中共政治體制的產物，特務情報活動是中共的主要治理手段之一。中共國安部、公安部和中共軍隊，加上中共特務情報部門，整合政治權力、情報收集、滲透運作、技術盜竊以及中國社會特定群體，是中共主要的治國工具和手段，這些部門在中共黨國體制這樣一部龐大機器下運作，目的是牢牢把控國家權力。

文章指出，國安、公安和軍隊是中共主要專業情報特務和安全機構。其中，國安部是中共主要民用情報和反間諜機構。公安部及其下屬的省公安廳和地方公安局主要負責國內安全，近年也越來越多地進行海外情報搜集和跨國鎮壓，如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曝光的幾十個中共海外警務站。軍隊提供軍事情報、技術搜集、網絡能力以及軍事現代化支持。

上述機構是中共主導的特務生態系統中的核心專業力量，外圍是一個由國企、民營科技公司、大學、科研院所、統戰組織、商業承包商和個人組成的龐大網絡。

中國上海私網絡安全公司iSOON（安洵信息）2024年初大規模內部機密文件洩露事件以及Natto Thoughts分析表明，這些表面上的私營企業既能執行中共國安任務，還能為中共當局打掩護。

作者表示，說中共動員全民搞特務，可能有些誇大，還會連累無辜抵制中共非法行徑的海外僑民。但中共即使不動員整個中國社會，也是精心挑選符合其特定目標的社會群體，如政府機構、科技公司、大學、研究機構、專業協會、海外組織以及特定個人為其服務，其實質是一個黨國主導的統一系統行動。

文章認為，中共特務情報系統首先服務於政治目標，其次才是行動目標，最高核心是政權安全，維護黨的絕對政治權力壟斷。在中共治下，情報收集、政治影響、技術獲取、軍事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並非各自為政，而是相互促進的單一政治戰略組成部分。

正是這種一切都為政治服務的一體化，中共才會同時對網絡間諜、人力情報、影響力行動、技術獲取和跨國鎮壓進行大量投入。有了先進技術，就能到處耀武揚威。在海外搞滲透建立政治影響力，就能減少外部威脅和塑造國際認知。中共的特務情報活動，為軍事現代化服務，國內維穩能鞏固其國內統治基礎。

無論是在台灣問題上，還是在東南亞、歐洲、北美或其它地區問題上，中共都是這種戰略邏輯。習近平不斷擴大國家安全立法，就是這種治理理念的具體體現。《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及相關法律將情報和安全責任貫穿於黨國機器的各個層面。

與以往不成文的規定不同，習近平的法律改革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配合中共的國安任務，並制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來強制執行。

作者指出，如今中共特務情報系統很少像過去依賴單一手段，而是人員招募、網絡行動、商業關係、法律授權、影響力活動和跨國鎮壓等各種手段並用，互為補充。通過網絡入侵，可進行人員招募；通過商業合作可進行特務情報行動；通過滲透和影響力活動，可順利竊取技術。每個曝光的個案，往往只是中共龐大特務情報規模行動中一個最顯眼組成部分而已。

中共的這套一體化的特務情報系統還在不斷調整。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特務情報工作在政治上更加集中，在行動上日益分散，更多地依賴承包商、商業實體、技術專家和數字技術。這種組合既增強中共特務情報工作的可擴展性，為中共更好地打掩護，又讓中共能夠充分利用正式情報機構之外的資源和力量。

文章指出，中共的特務情報挑戰是系統性的，西方國家的應對措施也應該是系統性的。針對具體案件，仍有必要起訴，但具體案件的起訴，只能解決中共特務情報行動造成的後果，無法觸及根本──中共制度結構。

作者建議，作為西方國家，必須了解中共特務情報系統本身，不能盲人摸象，只盯著其中運作的具體機構。西方國家必須認識到，中共賦予特務情報機構任務是全方面的，包括政權維護、政治情報、技術獲取、軍事支持、影響力行動和跨國鎮壓等。

文章指出，西方各國政府應提高反間諜意識、加強科研安全、保護關鍵技術，加大對被中共跨國鎮壓針對的海外華人僑民社區的支持力度，與其合作而不是排擠，以此增強制度韌性。此外，還必須關注承包商、幌子公司、研究合作機構、商業實體以及遊走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被拉攏的個人等中間代理人。

此外，盟友間的密切協調，包括情報共享、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科研保護以及打擊跨國鎮壓等，也非常關鍵。

作者提醒，最後，西方政府還應認識到，中共特務情報體系不是近期的產物，而是中共過去近一個世紀不斷發展演變的產物。自上世紀20年代中共成立地下組織以來，特務情報就一直是中共革命鬥爭、政治控制和國家權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是獨裁統治的核心業務。

文章說，過去近一個世紀中，中共特務情報機構雖經歷重組、更名、合併、分裂和重建，但根本理念從沒變過。中共特務情報機構發展到今天，是中共本質使然，不是什麼改革下的產物或習近平一個人的創造。

文章最後警告，當下西方最大挑戰不是中共單一間諜行為，而是如何投入必要資源，有效應對一個將政治權威、安全機構、經濟政策、技術發展以及社會中的特定群體整合為一體的國家權力系統。面對這一日益嚴峻的挑戰，世界各地民主國家如不及時提升應對能力，同時避免不必要地妖魔化華人社區，否則局勢只會進一步惡化。

責任編輯：葉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