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平综合报导）过去三十年来，西方在中共全球间谍活动、渗透和影响力行动等方面的记录和分析，取得长足进步。

西方初期的记录和分析文献，只关注中共全球特务和间谍行为构成重大且日益增长的威胁，总结出中共间谍行为固定模式。直到最近，研究才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和制度体系，才不断催生这种大规模无所不在的渗透和影响力？研究开始直指这一切背后的主使：中共。

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陆军军官、美国外交官和工业安全调查员马特‧布拉泽尔（Matt Brazil）在《外交官》最新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共的间谍行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有收买美国华裔海军出售美军军舰机密，有组织黑客对西方基础设施展开黑客攻击，还有利用LinkedIn、Indeed和Upwork等海外招聘平台发布假招聘实为间谍刺探的情报搜集伎俩等。

文章说，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百起诉讼、情报评估、网络调查和起诉书详细揭露中共情报人员及其代理如何招募间谍、盗取西方技术、进行网络攻击以及在全球范围开展影响力行动等。其中，美国这类起诉书尤为详尽。

作者说，随着记录文献不断积累，西方对中共全球间谍和特务活动渗透理解日趋成熟，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和亚历克斯‧乔斯克（Alex Joske）等学者的研究，开始直指根本，将重点从个别间谍行动转向中共及中共目标、机构和组织机制结构，深挖中共这么做的终极动机、中共情报间谍活动组织和指挥方式，以及除了正式情报间谍机构之外，还有哪些人参与。

文章说，中共的间谍特务活动，根本不是几个情报机构的活动，而是中共政治体制的产物，特务情报活动是中共的主要治理手段之一。中共国安部、公安部和中共军队，加上中共特务情报部门，整合政治权力、情报收集、渗透运作、技术盗窃以及中国社会特定群体，是中共主要的治国工具和手段，这些部门在中共党国体制这样一部庞大机器下运作，目的是牢牢把控国家权力。

文章指出，国安、公安和军队是中共主要专业情报特务和安全机构。其中，国安部是中共主要民用情报和反间谍机构。公安部及其下属的省公安厅和地方公安局主要负责国内安全，近年也越来越多地进行海外情报搜集和跨国镇压，如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曝光的几十个中共海外警务站。军队提供军事情报、技术搜集、网络能力以及军事现代化支持。

上述机构是中共主导的特务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专业力量，外围是一个由国企、民营科技公司、大学、科研院所、统战组织、商业承包商和个人组成的庞大网络。

中国上海私网络安全公司iSOON（安洵信息）2024年初大规模内部机密文件泄露事件以及Natto Thoughts分析表明，这些表面上的私营企业既能执行中共国安任务，还能为中共当局打掩护。

作者表示，说中共动员全民搞特务，可能有些夸大，还会连累无辜抵制中共非法行径的海外侨民。但中共即使不动员整个中国社会，也是精心挑选符合其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如政府机构、科技公司、大学、研究机构、专业协会、海外组织以及特定个人为其服务，其实质是一个党国主导的统一系统行动。

文章认为，中共特务情报系统首先服务于政治目标，其次才是行动目标，最高核心是政权安全，维护党的绝对政治权力垄断。在中共治下，情报收集、政治影响、技术获取、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促进的单一政治战略组成部分。

正是这种一切都为政治服务的一体化，中共才会同时对网络间谍、人力情报、影响力行动、技术获取和跨国镇压进行大量投入。有了先进技术，就能到处耀武扬威。在海外搞渗透建立政治影响力，就能减少外部威胁和塑造国际认知。中共的特务情报活动，为军事现代化服务，国内维稳能巩固其国内统治基础。

无论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在东南亚、欧洲、北美或其它地区问题上，中共都是这种战略逻辑。习*近*平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立法，就是这种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数据安全法》及相关法律将情报和安全责任贯穿于党国机器的各个层面。

与以往不成文的规定不同，习*近*平的法律改革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配合中共的国安任务，并制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来强制执行。

作者指出，如今中共特务情报系统很少像过去依赖单一手段，而是人员招募、网络行动、商业关系、法律授权、影响力活动和跨国镇压等各种手段并用，互为补充。通过网络入侵，可进行人员招募；通过商业合作可进行特务情报行动；通过渗透和影响力活动，可顺利窃取技术。每个曝光的个案，往往只是中共庞大特务情报规模行动中一个最显眼组成部分而已。

中共的这套一体化的特务情报系统还在不断调整。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特务情报工作在政治上更加集中，在行动上日益分散，更多地依赖承包商、商业实体、技术专家和数字技术。这种组合既增强中共特务情报工作的可扩展性，为中共更好地打掩护，又让中共能够充分利用正式情报机构之外的资源和力量。

文章指出，中共的特务情报挑战是系统性的，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也应该是系统性的。针对具体案件，仍有必要起诉，但具体案件的起诉，只能解决中共特务情报行动造成的后果，无法触及根本──中共制度结构。

作者建议，作为西方国家，必须了解中共特务情报系统本身，不能盲人摸象，只盯着其中运作的具体机构。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中共赋予特务情报机构任务是全方面的，包括政权维护、政治情报、技术获取、军事支持、影响力行动和跨国镇压等。

文章指出，西方各国政府应提高反间谍意识、加强科研安全、保护关键技术，加大对被中共跨国镇压针对的海外华人侨民社区的支持力度，与其合作而不是排挤，以此增强制度韧性。此外，还必须关注承包商、幌子公司、研究合作机构、商业实体以及游走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被拉拢的个人等中间代理人。

此外，盟友间的密切协调，包括情报共享、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科研保护以及打击跨国镇压等，也非常关键。

作者提醒，最后，西方政府还应认识到，中共特务情报体系不是近期的产物，而是中共过去近一个世纪不断发展演变的产物。自上世纪20年代中共成立地下组织以来，特务情报就一直是中共革命斗争、政治控制和国家权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是独裁统治的核心业务。

文章说，过去近一个世纪中，中共特务情报机构虽经历重组、更名、合并、分裂和重建，但根本理念从没变过。中共特务情报机构发展到今天，是中共本质使然，不是什么改革下的产物或习*近*平一个人的创造。

文章最后警告，当下西方最大挑战不是中共单一间谍行为，而是如何投入必要资源，有效应对一个将政治权威、安全机构、经济政策、技术发展以及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整合为一体的国家权力系统。面对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地民主国家如不及时提升应对能力，同时避免不必要地妖魔化华人社区，否则局势只会进一步恶化。

责任编辑：叶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