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27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橫河報導）6月19日，新華社發文回顧三大改造，引起廣泛關注。實際上，毛的三大改造滅絕了私有經濟，鄧小平恢復了私有經濟，再到習近平打壓私有經濟，中共陷入了自己布的死局：既想發展經濟，又不能否定毛革命，危及統治合法性。

新華社文章的標題是，《偉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文章回顧並高度評價了70年前，即1956年宣布完成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篇文章提到私營企業經過公私合營最後變成全民所有的過程，並引用了習近平而不是毛澤東對三大改造的讚譽之詞。

但是三大改造違背了中共曾做出的承諾。

首先是農業改造。中共革命是在承諾給農民以土地的基礎上實現的。土改全面完成是1953年初，但早在1951年就開始試辦集體化的合作組和初級社了。說明集體化不是一個臨時改變的主意，而是在承諾耕者有其田的時候就有預謀。

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真正失去土地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合作化開始的。

1978年安徽小崗村村民簽生死狀，是用生命反抗中共的公有制，只是後來中共厚顏無恥把農村改革的榮譽搶到自己手中。

而在1953年，中共就提出了公私合營的初步設想，次年政府發布條例，1955年下半年才開始大面積推廣實行，僅僅半年，到1956年1月就基本完成，可見所謂三大改造的匆忙和殘酷。

然而就在1940年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並存還是作為一個相對漫長的歷史階段來規劃的。毛澤東要麼就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欺騙了中國的精英階層，要麼就是被奪取政權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以為一步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

自此以後，私有制在中國的生產領域就徹底消失了。

一直到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私有制才逐漸恢復。然而，即使經過了相對繁榮的以私營企業為主的市場經濟，中國私人產權並沒有得到真正的保障。

中共建政後，中國的私人產權經歷了從土改土地私有和歷史遺留的私營工商業，到三大改造的社會主義公有化，再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有限復甦，這個時期在產權方面不僅進步有限，甚至有後退。

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僅僅將土地使用權分給農民，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而在城鎮，1982年修憲偷偷地夾帶了「城市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的條款，算是把也許是以前忽略了的，從來沒有明文規定的城市土地國有化補充進了憲法。

1990年代住房改革，私人允許購房也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權。憲法修正案陸續承認「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1999年承認非公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直到2007年通過的《民法典》才首次在法律上明確私人財產與公有財產同等地位。那是中國私人產權最「美好」的時期。

然而，事情很快發生了變化，事實證明了這種即使是法律上的保護也是相當脆弱的。

從2008年起，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啟動了「唱紅打黑」運動，其中的「打黑」，就是對私營經濟的打壓。而「唱紅」則是打擊私營經濟的理論基礎。

那場中共歷史上罕見的一個地方官員發動的局部性的政治運動，不僅沒有受到阻止，反而使得各省市領導甚至中央官員都唯恐落後的趕赴重慶學習取經，甚至朝拜，說明中共系統內，「打土豪分田地」是刻在基因裡的，從來沒有隨著改革開放離開過。

至於說被打黑的資本家，有沒有確實「黑」的？在中國，商只有和官勾結才能真的「黑」，不依附權力的經商是很難生存的。一些私企的「原罪」來自中共制度的設計和權力。

即便是那樣，當私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還是必然會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環境，就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也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這就是薄熙來「唱紅打黑」的原因，也是習近平「國進民退」的理由。

雖然重慶「唱紅打黑」在2012年隨著薄熙來的倒台而停止，但隨後上台的習近平貫徹的就是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一直延續至今。

有人認為習近平走的是改革開放的回頭路。即使是回頭路，為什麼能走通，連法律都不能阻止呢？

如果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那三大改造就是錯的，這是個基本邏輯，因為改革開放的改革部分，就是不僅允許而且還要大力提倡發展私營經濟，也就是回到毛澤東當年設想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就是對三大改造的否定。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中共對私企的打壓甚至絞殺，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不是出了個習近平的偶然。

因為中共一直把三大改造作為自己執政的偉大成果，從來沒有否定過。即使文革後的表面反思，也只追溯到反右，從來沒有追溯到三大改造。而只要不徹底否定三大改造，不對當年被剝奪財產的私企業主進行國家賠償和道歉，私企老闆們，也就是新資本家就隨時處在危險之中。

而一旦否定三大改造，中共的革命和建政後的社會主義就沒有必要了，就是個錯誤。

同理，中共為什麼農村改革只能走到土地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那一步，就是不能承認暴力土改的錯誤，如果承認農村土地私有，那麼對因土改被殺的兩百萬地主，就要平反和賠償。

中共在這裡陷入了自己布的死局：自己的合法性來自毛澤東的革命，要得到統治合法性，既不能像歷代王朝那樣君權神授，又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政權民授，只能用經濟發展做替代品，而經濟發展就需要動員個人積極性，就只能靠私營經濟，而私營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不兼容且對立的，而且承認了就是對自己革命的否定。

習近平時代的政策，很像是回到毛澤東時代，文革或文革前的模式，但確實很難說是倒退，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和繼續革命，現在叫自我革命方面，改革開放才是一個例外，是一個不穩定狀態，因為要在兩種體制和所有制之間走鋼絲，也就是曾經有人描述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亂」，而習和毛才是中共的正常狀態，是可以無縫對接的。

有人說改革開放，釋放的是民間的信心，那麼現在為什麼不能釋放信心呢，如果中共確實沒有改過，只是暫時隱藏起來了，那改開釋放的就不是信心而是幻覺。一旦幻覺破滅就很難再重建。

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激發出普遍的創造力和經濟活力，是因為被激發的是三大改造打掉的另一代人，而現在當局試圖激發的是被打壓的同一代人，多數人是可以做到吃一塹長一智的。

新華社在最需要恢復私營業主信心的時候發這麼一篇文章，說明中共不僅從來就沒有，將來也沒打算，也不可能真的改邪歸正。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