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赵彬、顾晓华采访报导）一名二十多岁男子走在深圳夜晚的街头。他说，二十多天前，从四川来到这座曾被称为“中国梦工厂”的城市，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不仅工作没有找到，还被黑心中介骗走一笔钱，今天一天没吃饭，还为晚上睡觉的地方发愁。疲惫的男子有气无力地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以上这一幕是“暗面中国”Youtube频道的一个画面，在同一个视频中，深圳夏夜，从龙港区三和人才市场旁的天桥望下去，在昏暗的光亮下大约有20多人，有的穿着单衣、有的光着上身，就地躺在路边。视频拍摄者感叹：“基本都是打零工的人，他们连一晚15元的床位都睡不起，这就是深圳的现状。”

“真实中国”YouTube频道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夏日炎炎的街头，一名招工负责人对着一群提着行李箱、学生模样的人群高喊：“小时工9块，接受不了的拎着行李走人。”人群中没有人上前讨价还价，也极少有人离开，只是静静地听着工作内容。

这就是当下中国劳动市场的严峻现实——在经济持续衰退大背景下，无数普通人连“找一份能养活自己和家的工作”都成了奢望。同时，中共近日推出60万亿元的5年消费规划。专家指出，如果劳动保障、居民收入和社会安全网得不到实质性的同步改善，官方口中“扩大内需”规划，便难以真正落地。

上述现状如果代表了部分中国劳动市场底部的真实写照，那么近日被视为中国新经济代表的科技企业也传出裁员，这一讯号则开始引发市场的关注。

大陆财新网7月14日引述多名美团员工透露，自今年5月初起，包括核心业务在内的多个部门开始陆续裁员，补偿方案为“N+1（工龄加一个月工资）”。裁员范围涉及“到店团购”“美团闪购”及“商业化”等核心业务部门。一名员工称，自己所属的非核心业务部门，有20%的员工被裁，另有60%的员工面临转职。

对此，美团回应称，近两个月的实际离职员工不到2,000人，占整体员工比例并不高。根据美团年报显示，美团去年约有11万名员工。

此外，小米集团近日也传出裁员消息。该报导引述小米员工说法称，公司今年3月启动裁员，涉及手机、汽车、网络、国际部等部门，涵盖研发、测试、产品、市场等职位。据了解，裁员仍在进行中。

不过，小米在回应时，将此番变动解释为“正常的业务团队调整”，强调整体上并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

尽管美团与小米对报导中的裁员消息作出了澄清或否认，但相关消息仍迅速引发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团、小米这类最能适应中国环境的‘卷王’都在裁员了，其它企业还有活路吗？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是当前老百姓最大的‘内需’。”

在普通老百姓谋求一份能养家的稳定工作时，中共当局公布了首个促消费的五年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中共国务院7月13日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旨在未来五年扩大消费规模并提高居民消费率。该规划聚焦于养老、托育、文旅、新能源、新质生产力、医疗等“服务消费”领域，并提出推动“人工智能+消费”以打造全新的消费场景。

“规划”还承诺提高收入优化社保制度，到2030年，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同时承诺在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取得进展。

路透社对此指出，该“规划”反映出商品消费增速放缓的现实，决策层正寻求将居民消费转化为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引擎。

然而事实上，在中国严酷的经济环境下，对于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老百姓的切身诉求与当局的政策方向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多年前就曾多次提出警告。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逼”老百姓去消费，而是如何提高居民所得，让大家“敢于消费”。罗奇也因此成为首位强调中国必须进行经济再平衡的西方经济学家。

就在中共公布上述“规划”的前约一星期，现任教于耶鲁大学的罗奇发表了题为“失败的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文章。

罗奇指出，中国推动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经济的再平衡努力，已持续了近20年，但彻底失败。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仍停滞在约39.9%，这与2005年温家宝提出“四不”问题时几乎持平，甚至可能更低。

据悉，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年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这四大结构性问题。

罗奇进一步指出，当下中国正面临房地产危机、居民收入占比低、青年失业、人口老化等加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今年5月中国零售销售同比下降0.6%，为三年半以来首次出现月度下滑，凸显出消费的疲弱。他强调，核心障碍在于居民的社会安全网不完善，导致民众产生严重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抑制了消费。换句话说，居民不是不愿意花钱，而是不敢花钱。

罗奇直言，造成问题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当局“承诺多、兑现少，公信力尽失”。他指出，习*近*平与李强虽反复强调提振内需，但过去20年来政策缺乏实质突破，公信力尽失。近期部分放宽户籍限制、便于异地加入社保等措施，虽是一小步，但仍远远不够。

他还提到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民众仍是经济增长的“局外人”，大部分收益多被国家、国企和大企业占有。他同时对标志社会繁荣的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增长前景表示强烈质疑。

罗奇的质疑，在当下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印证。如今面临收入焦虑的，已不限于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也波及到了中年人以及中产阶层。“底层中国”YouTube频道的一段视频显示，38岁的李女士曾经拥有稳定的生活，如今不仅失去了工作，还负债89万元。她白天开着散发异味的垃圾回收车在社区收垃圾，结束后还要兼职送外卖，因为她需要养活两个孩子。

“房子卖不掉，也借不到钱，手里的车子也一直在贬值。”她无奈地说，“这样的生活真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视频中的另一名中年女性，曾是拥有上百名员工、身家数千万元的民营企业老板，如今的命运更加令人唏嘘。在公司倒闭后，她四处借钱还债。如今，她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甚至连替八十多岁、病重的爷爷筹措500元买药的钱，都无处可借。

“现在才知道，人跌落下来的时候，没钱真的什么都不是。”她说。

这些故事折射出中国在经济衰退下，普通家庭资产缩水、收入预期下降的严峻现实，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财富效应”正在迅速消失。

罗奇再次警告，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仍一味押注出口贸易，迟迟不愿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终将为此付出代价。他指出，当局依然继续依赖出口与“新质生产力”，预计到203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将升至45%，这势必加剧从美国到欧洲抵制中国商品的趋势。罗奇警告，缺乏再平衡的增长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宏观挑战，这很可能成为其全球崛起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死穴）”。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则从另一角度指出，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其实是一个误判。他解释说，在西方社会，医疗、教育、养老等多属于公共服务，民众承受的个人负担很小。但在中国完全不同，这些基本生存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消费”来运作，大部分费用由老百姓自己买单。

黄大卫直言，巨大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生存压力”支出，导致中国老百姓所剩的自由支配资金严重不足，难以增加其它日常改善型的消费。在经济严重下行的当下，如何生存下去才是老百姓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2026年3月的“两会”上，总理李强声称给农民的养老金每月涨20元，曾一度成为舆论热议话题。黄大卫以此举例，指出当局在“规划”中承诺到2030年前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本质上就是这类杯水车薪的“黑色幽默”。

黄大卫指出，当部分零工时薪被压到只有9至12元，当大学生、博士生毕业即面临失业，“生存底线被无情穿透”时，当局却在大谈2030年的社保优化，且优化的比例和金额都极其微薄，这无异于脱离现实的“望梅止渴”。

黄大卫还提到，中国现行的劳动法条文虽然严格，但在基层现实中基本不会被严格执行。这些法规主要被用来应对国际舆论、展示治理现代化的形象，而真正的核心治理工具则是通过纵容剥削与压迫，来维持专制政权的低廉统治成本。

黄大卫最后表示，如果劳动保障、居民收入和社会安全网得不到实质性的同步改善，官方口中“扩大内需”的宏大规划，便难以真正落地。

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