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解　　　放
　　
　　　　1950～1957
　　
　　　　一、階級鬥爭

　　　　大概從一九四七年前後開始，滑縣共產黨游擊隊的活動就開始日益頻繁起來。武裝工作隊到村子裡成立了貧農協會，開始劃分成分，瓜分富家財產。外公那個村子裡，二百戶人家中，有二十戶被劃做地主。中國農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別是農村土改時期，打頭陣的積極分子往往並非是老實忠厚的貧苦農民，而是農村的一些地癩子、流氓無產者。這些人心狠手毒，並非善良之輩。終於有一天傳來了消息說：某村有一個地主，窮人來搶財寶時那家人不願意給，結果那幫窮人勃然大怒，一擁而上把這家人活活釘死在他們家的大門上。
　　　　外公、外婆都是沒見過世面的老實人，又不是有家丁武裝的大地主，一聽到這個可怕的傳聞，頓時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帶著大姨、舅舅跑到安陽、新鄉等地逃難。當時戰局混亂，各種政治勢力犬牙交錯，長期拉鋸。僅豫北這塊地方，就有國民黨政權、共產黨武工隊、雜牌部隊、地主武裝、土匪老抬等幾大勢力。外公他們出逃時趕著一輛牛車，帶了一些乾糧和浮財，結果出門沒有多遠在路上遇到土匪老抬，牛車、浮財都被搶走。一家人扶老攜幼，終日奔波躲藏，最後竟然落得全家棲身破廟，每日像叫花子一樣討飯。
　　　　一天中午，外公又出去到集鎮上討飯。走到半路，碰到國民黨抓壯丁。外公一看拔腿就跑，兩個國民黨兵在後面追趕，還朝天放槍。幸而前面有個街道拐彎，又是一條岔路，外公沿著其中一條岔路跑進去，看到有個麥秸垛，便一頭紮了進去，又用麥秸把自己全身蓋了起來。過了片刻，兩個國民黨兵趕來，一邊罵，一邊在麥秸垛上用刺刀戳了兩下，轉頭又朝另一條岔路追去。外公躲在裡面，大氣都不敢出，一直挨到天黑。住在廟裡的外婆他們看外公一天不歸，以為遭到了不測，簡直要急瘋了。幸而在此時，外公氣喘吁吁地跑回來了。這就是外公這種家底殷實的小人物的可悲之處：在兩大政治勢力的夾縫之中掙扎求生，革命者把他當作革命對象，反革命則把他當作壓搾對像；誰也不在乎這個老實巴交的勞動者的死活，誰也不會給予這個小人物絲毫的憐憫。
　　　　就這樣一路千辛萬苦，外公一家流落到新鄉附近的小河鎮，正巧碰到一個熟人，那家人收留了他們好幾個月。後來，豫北還鄉團頭子王三祝反攻，共產黨武工隊暫時轉移，局勢漸漸平靜了下來，一家人才回去。
　　　　等他們回到家一看，家裡的所有家什、牲口、大車都被瓜分，甚至連床都被人搬走了。屋子裡的地面也則人挖了半丈多深，那是窮人在挖掘屋子裡是否埋了金銀財寶。其實他們完全想錯了：類似於我的外公這樣的小地主，家底雖然厚實，但因為正處在創業階段，一切財產都用來買土地和牲口了，金銀財寶之類的貴重東西是沒有的。
　　　　附近幾個村子裡一些被劫去財產的富裕人家回到家裡，難以嚥下心中這口惡氣，於是在村子原保長、外公的兄長家組織下合夥密謀僱傭了一群槍匪，準備暗殺貧農協會的積極分子。外公的兄長跟外公雖是一母所生，但完全是兩類人：外公老實木訥、心地善良；可他的哥哥卻陰險狡詐、心狠手辣。兄弟二人自從分家以後，就老死不相往來。那天夜裡，外公被人叫到兄長家裡開會，被其兄分配「承包」暗殺一個貧協積極分子。外公一聽要殺人，頓時嚇得魂不附體，急忙要求退出。外公的兄長見外公要走，就掏出一把盒子炮，「啪」的一聲往桌上重重地一放，冷笑著說：「你今天要是不畫押，你就別想活著走出這個門。」 外公往四週一看，幾十個參與密謀的地主以及那二十幾個匪徒眼中都露出殺機，一想要是自己不畫這個押，肯定是沒命了，只得哆哆嗦嗦地在自己名字上畫了個圈。
　　　　外公這一輩子連個螞蟻都不忍心踩死，如今讓他出錢殺人，特別是都是自己家的親戚，他自然更是心驚膽戰。開完會回家後，外公長吁短歎，心神不寧。外婆看外公情緒不對，忙問怎麼回事。在外婆逼問之下，外公只得把這個陰謀和盤托出。外婆聞訊大吃一驚，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連夜趕到那個貧協積極分子家裡讓他逃走，算是讓他逃生了。當晚半夜裡匪徒開始行動，全村貧協積極分子除外公承包的這個貧協積極分子一人不在刺殺未遂，其餘的全部被匪徒殺害。這實在是一場悲劇，無論策劃殺人的、被殺的，都是姓張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殺的積極分子中，本村的大約有七、八個人，裡面只有兩個是忠厚本分的老實人。其中貧協主席跟外公是同一個曾祖父，被殺那一天白天還來家裡串門，跟外公嘮了大半天家常，當晚就遭到毒手。事後曾經有人懷疑外公給那個漏網的貧協積極分子通風報信，外公、外婆拚命矢口否認。外公的兄長雖然對那個積極分子脫逃感到惱火，但他知道外公這個人菘，翻不起什麼大浪來；又礙於手足之情，也就沒有把外公怎麼著。但是，被外公救了的那個貧協積極分子，竟然絲毫沒有感激外公的救命之恩，後來在沒收、瓜分外公財產時仍然非常積極；解放後外公蒙冤判刑時，他也並未對外公這個救命恩人施過一隻援手。
　　　　此時滑縣尚未解放，村子裡走馬燈似地過不同的隊伍：有時是國民黨中央軍來，有時是雜牌隊還鄉團騷擾，有時則是土匪老抬來搶劫。外公外婆沒見過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麼隊伍，只知道這些隊伍一來就要錢要糧，弄得雞飛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來一開門，嚇了一跳：發現院子裡睡的都是兵。這些兵跟以前來的那些完全不一樣，起來後打掃了院子，還幫著外婆把水挑滿，然後就開拔了。外婆在戰亂中活了三十多年，見過不少軍隊，惟獨這一支令她感到親切。直到幾十年以後，她還念念不忘第一次見到解放軍時的情景。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舊時代的中國億萬農民唯一的夢想就是靠勤勞、節儉獲得積累後不斷地購買土地，他們熱愛土地並沒有任何罪過。我的外公、外婆原本是村裡有口皆碑的勤儉之家，這四十多畝地產，並不是他們搶奪來的，而是他們一輩子辛辛苦苦、點點滴滴地積攢起來的；外公外婆沒有軍閥和官員作靠山，他們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樸農民，談不上什麼「魚肉人民」。因此，外公、外婆這樣的人，應當算是中國舊式農民中最勤勞、貢獻最大的一類人，把他們的成分劃作「地主」、「剝削階級」而加以壓制和歧視，實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過，外婆的哥嫂是一對惡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閒，喜歡吸鴉片、嫖娼及賭博。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風，老鼠兒子會打洞」，他們的四個兒子中有三個也成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樣吃喝嫖賭抽大煙，其中一個還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後，無兒無女，想老了有個依靠，就開始把老頭子家的錢往哥哥家裡偷，買了不少地。誰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個兒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買地，他們幾個就偷偷賣地。解放後二次土改時，趙老太爺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從原來的趙家裡被趕了回來。此時外公蒙冤被抓，外婆家境極為艱難；於是外婆的姐姐回來後住到了哥哥家裡，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這個苦命的女人沒過幾年就瘋死了。
　　　　外婆的哥哥為了吸食鴉片，到解放前夕已經把地賣得精光，最後剩下一匹騾子，也找到外公以五塊現大洋的價格賤賣給了他。當時我外公滿心歡喜，還以為撿了個便宜，誰知這筆買賣做成以後還不到四個月土改就開始了。不過，外婆的哥哥倒是時來運轉，淪為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後，卻因為身無分文劃為了貧農。外公家被劃作地主，家裡的田地、牲畜、農具都被瓜分了，解放後又被從原來的二層小樓中被趕了出來，在一座老廟中棲身。我小的時候回老家時，還在那座廟裡住過。到了一九八一年，才在我母親、大姨的支持下蓋了一座新屋。我小的時候，外婆一想起來還常常後悔地說：要是當時不那麼省著過日子買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樣吃了喝了，或許這後半輩子還不至於這麼倒霉。
　　　　對於土地改革問題，儘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認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資源有限，因而過度的土地兼併和集中會造成貧富分化和社會動盪。例如外公所在的那個村子，有二百戶人家，但其中絕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二十戶富裕人家手裡。不過，我認為土改中僅僅依據財產多寡而不是依據行為好壞給人劃線，以決定是「統治階級」和「被專政階級」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別是再依據這種劃線將歧視與迫害強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雖然共產黨一直講「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實際執行起來卻往往不是這樣。此外，不問農民財產的取得途徑是否合法，簡單地加以瓜分而不給任何形式的補償，也容易人為地造成矛盾加劇。
　　　　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開始清算昔日血債。當年僱傭槍匪殺害貧協積極分子的首犯外公兄長逃亡，多年杳無音訊。六十年代末，他們家裡人輾轉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區以給人放羊為生，一個人住在一間廢棄的窯洞裡。他們家裡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發現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於是用麻袋裝著回來，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瞞著村裡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開。其他的參與者有兩個被槍決，其餘一些參與密謀者全都判處二十年徒刑，送到東北大興安嶺勞動改造。我外公雖報信有功，卻以出了錢、參與了密謀為理由，仍被判了八年勞動改造。實際上，這是因為外公兄長的逃亡，拿外公當替罪羊罷了。後來由於外公表現好，減了兩年刑期，一九五八年獲釋。
　　　　對於外婆這樣老實本分的農村婦女來說，家裡男人被抓簡直不啻是天塌下來一般。那段時間外婆整日以淚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給那個貧協積極分子通風報信救了他一命，為什麼竟然還要遭到牢獄之災？外公被抓走以後，外婆每天都要領著大姨，邁著小腳，步行十幾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訴說冤情，但均無果而終。後來，外公被判了刑，家裡沒有勞動力和生活來源，外婆靠給人做鞋底、繡花掙點錢養活三個孩子，還不到四十歲頭髮就全白了。
　　　　當時中國的國家機器還沒有完全建立和理順，外公服刑的監獄也不斷遷移，最初在濮陽，後來又轉移到新鄉。當時也沒有人來通知外公究竟在哪裡關押著，家屬探監連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後，由於我們家成分不好村幹部不許外婆去探監，但外婆始終掛念著外公。當時大姨還未出嫁，外婆就讓大姨去探監，把自己做鞋底、繡花掙來的那一點錢帶給監獄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幾塊錢，都是自己從牙縫裡硬擠下來的。那時家裡窮，也坐不起汽車，大姨每次探監都要步行一兩百里路，一個來回就要磨穿幾副鞋底。還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陽，人家卻說監獄已經挪到新鄉了，於是大姨又從濮陽步行到新鄉去找。村子裡還有一個親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紀相仿，他們家雖然成分劃作了貧農，但對我們家很是不錯。由於怕大姨是個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監船姥姥都領著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裝成男孩子模樣，騙村幹部說是去走親戚的，這才能夠脫身。後來大姨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騷擾而匆匆出嫁，家裡也就沒人能夠再去探望獄中的外公了。
　　　　不過，實話實說，外公在監獄裡的日子不但不艱苦，反而竟然比在農村還要滋潤一些。那時監獄講政策，像他這種罪行輕、人又老實的犯人，管教幹部對他很是不錯。後來就讓外公擔任採購，自由上街。外公這個人特別老實，一分錢也不貪污、不浪費。有一天下了傾盆大雨，管教幹部見外公出去採購遲遲不歸，就滿大街找他，才發現他正冒著大雨跟一個賣菜的小販因為價格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渾身上下淋得透濕。回去以後，管教幹部在犯人大會上大大表揚了外公這種為集體利益不辭辛苦的精神。後來，監獄裡成立了工廠，管教幹部又讓他當工人，幹了幾年成了熟練工。監獄裡的伙食還真不錯：頓頓吃得飽，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裡面養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當時監獄裡還關押著一個日本軍醫當獄醫，大概是個戰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後來這座監獄工廠發展成了一個國營的大印染廠，外公也成為該廠最早一批熟練工人之一。外公這人老實，領導讓幹啥就幹啥，領導不說休息就決不休息。而且，外公幹起活來精益求精，肯鑽肯想，經常搞些小發明小創造。因此，監獄的領導們都很喜歡他，把八年的刑期減為六年。期滿時，監獄領導幾次勸他留下來就業當工人，但老實巴交的外公執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當時只有七歲的母親正被村幹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監獄裡養得白白胖胖、穿著簇新工作服的外公從路口經過時，夫妻二人竟然面對面地互相認不出來——外公胖得脫了像，而外婆則在幾年內由滿頭青絲變得白髮蒼蒼。
　　　　我的外公心地善良，但有些木訥，說話嗓門大。外公回家那天，很多親戚鄰居都來家裡串門，打聽外公在監獄裡這幾年的情況。外公在裡面受了優待，自然講得眉飛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幾年，外婆怕我母親將來跟外公生疏，總是跟年幼的母親講外公如何善良慈祥，培養她對外公的感情。現在我母親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頓時感到非常親切，再看看他的身材如同家裡的櫃子一樣高大，聲音如洪鐘一般響亮，又是親切，又是好奇，又有幾分害怕，於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當時外公談興正濃，當母親一次次摸他的時候，外公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手，高聲說「去！」嚇得母親趕緊躲到了外婆懷中。

三、母親的童年

　　　　我的母親出生於一九五一年。雖然她出生在這個「地主家庭」，但自睜眼看到這個世界起，她從沒有享受過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為她父母一生的勤勞節儉備受苦難與歧視。一九五二年，我的母親剛剛一歲時，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為營救外公邁著小腳四處上訪申冤，去找政府時就把母親一個人放在家裡。母親醒來時沒有人照管，哭的時候兩隻小腳丫不斷地搓著，最後把腳都搓爛了。痊癒後，母親的一隻小腳趾就再也沒有發育，比正常的腳趾要小很多。
　　　　後來，上邊來了土改複查工作隊，由一個姓姚的年輕人帶隊，就住到我們家裡。之所以要住到我們家來，主要是因為我的外婆特別愛乾淨，家裡雖然窮，但總是收拾得一塵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隊員有男有女，多半是城裡人，在「貧下中農」們骯髒不堪的家裡住不慣。住的時間一久，跟我們家人一接觸，所有的工作隊員都覺得我們家是好人，覺得外公實在冤枉。可是上面有政策，他們也沒什麼辦法給外公翻案，只好盡量幫著我們家。後來，一個叫鄭八的村幹部想強娶我大姨，家裡不願意，姚隊長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談戀愛的樣子，幫著把鄭八給硬頂了回去。當時我母親一歲多，長得白白嫩嫩，不哭不鬧，土改隊員們都特別喜歡抱著母親，這個親一親，那個逗一逗。那時外婆家的院子裡有一棵桃樹，正值桃花盛開的時候，土改隊員們就抱著我母親坐在桃花下面，聞著花香，沐著春風。外婆愛乾淨也引起了村裡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間，「造反派」們批鬥外婆的一條罪狀竟然就是「愛乾淨」，把外婆稱做「小白菜」，並往她身上潑穢物。
　　　　外公被抓後，外婆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家裡生活異常艱難。那時農村衛生條件不好，母親三歲時全身長了幾十個膿瘡，每個都如核桃一般大。因為家裡太窮不能就醫，外婆就等膿瘡長熟後，用針在火上燒一下把膿瘡挑爛，再用手擠出來，經常要擠滿滿一碗。擠膿瘡特別疼，外婆為了分散母親的注意力，就在擠膿瘡之前燒一頓稠一些的玉米稀飯，故意把鍋燒糊，這樣在鍋底結上一層鍋巴。外婆在下手為母親擠膿瘡之前，總要先把鍋巴盛到碗裡，讓我母親聞一聞，然後哄她說：如果擠瘡的時候不哭，就把鍋巴給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給她吃。於是，母親就忍著痛一聲不吭，心裡還惦記著那些鍋巴。母親自從生下來就沒有吃過什麼飽飯，玉米鍋巴就是她的童年記憶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親還在童年時代，就要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價。那時村子裡的一些貧下中農的小孩已經被教育得充滿了階級感情，見到母親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個叫改改的女孩，比我母親大兩歲，尤其喜歡欺負我母親。改改家也是我們家親戚，就住我們家對門，但人家成分是貧農，她爹又是村幹部，屬於「統治階級」。改改總是手裡拿一根鞭子，見到我母親就往她身上抽，抽得我母親不敢在自己家胡同裡玩，一出家門就往村子西頭猛跑，那裡的人稍微好一些。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母親很小就懂得外婆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不容易。當時，外婆總是到離家六里開外的袁公店串親戚，探望自己的瘋姐姐。儘管六里路對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來說是非常遙遠的距離，但母親心疼外婆，從來不讓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著走著實在走不動了，就蹲下休息一會。外婆一看，就心疼地說：小菊（【注】我的母親原名張秀菊，小菊是外婆對她的膩稱）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親就哄外婆，說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時母親連話還說不好，總是把「尿尿」說成「鬧鬧」。
　　　　儘管母親從小就被人欺負，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卻養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前面提到的那個改改的奶奶，在那時已經有七十多歲了，兩個兒子都不怎麼孝順，商定每半個月輪換著養活改改的奶奶。到了要輪換的時候，兩個兒子誰都懶得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動不方便，總是一個人背著被子，顫悠悠地從這家走到那家。我母親那時才四、五歲，看見了以後就主動幫她背著被子，攙扶著她。後來母親就記著日子，到時候就冒著被改改欺負的風險等候在改改家門口。改改看見以後，非但不幫助自己的奶奶一把，反而嘲笑我母親是「小拐棍」。

四、兄弟姐妹

　　　　解放初期我的大姨剛剛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這個治保主任小名叫鄭八，雖然也姓張，但是出了五服。鄭八成分是貧農，參加過抗美援朝，因腿部中彈致殘，立過三等功，又是黨員。這樣的出身和經歷，鄭八自然是新政權最欣賞的人物，當時在農村十分厲害。鄭八來提親時，甚至跟外婆許諾：如把大姨嫁給他，他就想辦法跟土改工作隊說說，讓把我們家的成分改劃成中農。其實，鄭八隻不過是一個村幹部，他沒有這個本事。
　　　　雖說巴結上鄭八這個村子裡的當權派可能會使我們家日子好過一點，但我大姨死活討厭鄭八這個人。而且，外婆是看著鄭八長大的，對鄭八知根知底，熟知他為人既凶殘，又懶惰，因此無論如何都不答應。當時土改複查工作隊就住在我們家裡，那些人都還不錯，比較同情我們家的處境，外婆就求他們出面頂住鄭八的壓力。於是，工作隊的姚隊長就裝做和大姨談戀愛的樣子，其他隊員們則出去造輿論。鄭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隊的幹部，只得恨恨地作罷。後來，外婆托人到鄰村說媒，找到了當時正在鄭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於是大姨算解脫了。一九九一年外公病危，母親和大姨回去伺候，還一起去了當年那個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隊員家裡表示感謝，此時他已經是滑縣法院審判庭的庭長了。那個治保主任鄭八後來對此一直懷恨在心，以後凡是運動都把我們家人往死裡整。鄭八的父親是個本分人，他兒子在外面作惡，老頭看不慣卻也管不住，只好經常來我們家串門罵鄭八。老頭子有點結巴嘴，說到激動之時，急得用手拍著膝蓋，罵道：「媽的個……×，我，我……咋，咋生出這麼個畜，畜生兒子！」
　　　　我的母親有兄妹四個，我母親是家裡的老么，比大姨小十六歲，比舅舅小十三歲。大姨是長女，出生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鄭州某廠當工人的大姨父，後在一個集體企業當了工人。大姨在大饑荒時期因為自己省下來往家送糧食，落下了渾身病根，在長期治療中又引起不少併發症，有腎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結核、高血壓、心臟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過居然能挺到現在，也算是奇跡。
　　　　大姨之下還有一個弟弟，十二歲時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於一九三八年，初中時成績優異，因為外公判刑、家裡太窮輟學。舅舅是學校裡有名的尖子生，輟學時老師跑到家裡力勸外婆，不要舅舅輟學；後來連校長都驚動了，親自到家裡為舅舅說情。但當時家裡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又恰好有個招工到河南信陽一個礦山的機會，外婆狠狠心還是讓舅舅輟學當了工人。七十年代中期，我舅舅調到河南新鄉某印染廠當車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幹活時，一粒飛濺起的鐵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導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務農。由於鐵屑緊挨著腦部神經，因此摘除左眼時醫生不敢把鐵屑拔出，因而至今那個鐵屑還留在舅舅顱內。
　　　　我的父親有兄妹五個，我父親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於一九二七年，長大後考上了河南大學，後參加了國民黨河南省主席、第十九軍團張軫的軍隊，上尉軍銜。一九四九年五月，張軫部隊在漢口的金口陣前起義改編成為解放軍，大伯就留在了武漢。大伯有文學方面的才能，解放後成了部隊作家。一九五四年武漢軍民取得了抗洪鬥爭勝利，他寫了一篇單弦《江邊游》，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此外還寫了一部話劇《北定中原》，被各軍區文工團競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時。一九五四年，大伯參加中南軍區文藝匯演，獲得一等節目獎、一等作品獎兩大榮譽，榮立三等功。一九五九年五月，全軍第二屆文藝匯演時大伯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郭沫若等人的接見，並於一九五九年建國十週年大慶、一九六□年建國十五週年大慶兩次作為「部隊青年作家代表」登上天安門觀禮台。
　　　　一九五九年，西藏爆發叛亂，大伯作為隨軍記者參加西藏平叛，寫了大量的通訊、隨筆，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照片。其實，西藏的叛軍根本就成不了氣候，打仗時連工事都不會修，弄點干牛糞壘起來，再加幾枝叉槍（【注】當時西藏叛軍使用的步槍前面不是刺刀，而是一把叉子），就想抵擋住身經百戰、武器精良的解放軍，那不是天方夜譚？因此，西藏叛亂非常容易就被平定了。
　　　　在西藏期間，我大伯曾親眼目睹了平叛後從農奴主莊園挖出被活埋的農奴的情景，那是父女倆，剛被活埋幾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央承諾不干涉西藏內部制度，所以農奴主依然有權處死農奴），死時表情十分痛苦。大伯還親眼目睹喇嘛寺裡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臟。「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伯挨了整，被開除軍籍、黨籍，押送農村改造。一九八○年，大伯獲得平反，重新恢復了軍籍和黨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確山縣長的千金，兩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中大伯挨整時她與大伯「劃清界限」，大伯平反後與之離異。二○○一年夏天，大伯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師範學校讀書，在其男友、中共地下黨員張××影響下參加了學生運動。解放後大姑當了中學教師。大姑父張×× 解放後先參加抗美援朝，回國後到《解放軍報》社擔任編輯工作。當時《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被稱為「兩報一刊」，政治地位非常顯赫。大姑父是個老實厚道的好人，但就是熱衷於政治，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緊跟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注】李訥當時化名肖力，在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造反奪權，成為《解放軍報》社的實權派。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姑父也遭到清查並降級使用，調到一家部隊農場任領導職務。大姑在「鎮壓反革命」時期遭誣陷入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於一九六七年病逝，去世時還不到四十歲。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讀高中，國民黨潰敗時隨學校南遷，半路上被解放軍圍住繳械。當時解放軍裡缺文化人，動員青年學生參軍，於是十六歲的二姑就參了軍。二姑剛參軍就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前線認識了擔任解放軍汽車連連長的二姑父，後二人隨部隊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戶。我的二姑父原是運輸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解放後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統工作；二姑則在轉業後任一所中學的校長。文革期間，二人均遭到殘酷迫害，其中二姑在批鬥會上被紅衛派打成顱內出血，淤血堵塞了腦部血管造成左腦萎縮，走路時搖搖擺擺的，至今未能恢復。文革結束後二人獲得平反昭雪，現均已離休。二姑被政治運動整怕了，對我祖父的真實身份深諱莫測，連她的子女也一直聽二姑說他們的外公在解放前只是一個縣城的小文書。直到二○○四年我父親去世，二姑的長子來武漢奔喪，才知道我祖父的真實身份。
　　　　我的叔叔在解放初還在讀小學。他自幼喜歡鑽研文史，但後來考大學填報志願時，由於剛剛經歷過大饑荒，全國都在響應毛澤東號召「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於是腦子一熱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為此他一輩子後悔不迭。等到大學畢業時，再次響應號召，主動請纓到邊疆。當時他們班上幾十個學生，幾乎全都交了申請「支邊」的決心書，但最後選中的十幾個人幾乎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叔叔被分配到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間曾劃入黑龍江省，文革結束後重新劃歸內蒙古自治區，現名扎蘭屯市），在牧場一幹就是二十多年，在那裡遇到我的嬸嬸，三十多歲才結婚。八十年代以後，叔叔曾擔任扎蘭屯市主管農業的副市長、自治區呼盟農業局局長等職。八十年代末，叔叔調回農業部某幹部學院，現已退休。
　　　　確山解放後不久，政府就公審槍斃了確山縣惡霸地主李自新。當時我父親隨祖母住在確山老家，公審大會那天我父親也去看了。李自新身上有不少血債，其中一個苦主聲淚俱下地控訴，全家大人小孩老人七口都李自新的家丁殺害，只有她當天因為回娘家才躲過一劫。當時一起被審的還有李自新的狗腿子劉定方，會場上有人領著喊口號：「打倒李自新，人民得翻身！打倒劉定方，百姓獲安康！」不過，李自新這個人卻一向同情共產黨，當年共產黨被國民黨抓時，經常跑到李自新家裡藏著，李自新有好幾百家丁，國民黨也拿他沒辦法。但解放後，李自新功不抵罪，公審大會結束後就把他拉到會場旁邊的一塊空地上，還是把他給槍斃了。李自新的狗腿子劉定方則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
　　　　等到全國解放、塵埃落定後，祖母又帶著我父親和我叔叔回到開封，一九五○年，父親小學畢業後上了初中。由於一九四八年跑反時丟掉了大部分財物，沒有收入來源，家裡經濟已經比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親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擔，每日挑水、干家務活。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對門那一套大宅子賣了，當時賣了約二億元（【注】舊幣，相當於1953年幣值改革後的二萬元），在那個時代也算一筆不小的財富了。但是，習慣於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祖母生活很不節儉，加上老家來的親戚這個借、那個要，短短兩年時間就把這筆錢散的一乾二淨。
　　　　一九五一年的「八一」建軍節，我的父親十六歲時恰逢中原軍區（【注】中原軍區屬第四野戰軍，當時司令員為林彪，政委為羅榮桓）到學校挑人，於是參加了解放軍，被分配到河南省公安總隊政治部，成為一名公安部隊戰士。當時的公安部隊是現在公安機關的前身，職責上則類似於蘇聯的「契卡」，雖然也穿解放軍軍服，但左臂上有一個盾形臂章以示與一般部隊的區別。歷史就是這樣耐人尋味：出身於國民黨官員的少爺、小姐們，在革命大浪的推動下幾乎全都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與柱石。當時祖母家的大門上，並排掛著四個「光榮軍屬」的牌子；無論什麼時候召開擁軍大會，祖母總是坐在最前面。
　　　　父親剛參軍時，曾經在開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銀行大樓內住了一段時間。那時正在搞「三反」鬥爭，沒收了很多資本家的財物，有懷表，金筆，還有衣服，都堆在這裡，雇了幾個流浪孩子挑揀。一次，在挑揀一件資本家的西裝時，一個流浪兒發現衣兜裡面竟然有一根金條。後來那小孩把金條偷出來賣給一個收破爛的，那收破爛的給了他幾塊錢。不過，後來不知道怎麼的還是被查出來了，收回了金條。河南省銀行大樓是一棟三層高的老式樓房，圍成了一個天井。當時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十八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竟然會孤苦伶仃地死在這座大樓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