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14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十章 贪战中各方的沦陷

第二节 外商在中国的道德沦陷

当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时，西方资本对进入中国市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投资环境到底如何、劳资关系如何控制、社会是否稳定、政府是否可以信任、中共对人权的剥夺和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等等等等，使得西方大公司谨慎小心。港澳和东南亚的公司，尤其是华人公司率先淌水。等他们捞到了大桶大桶的金子，西方公司再也憋不住了。他们将自己的顾虑抛之脑后，跳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公司的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在黄金或是绿纸（美元）面前，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是荡然无存。

许多外商在中国确实挖到了“金”。但为此，他们也失去了“德”。这种代价是相当沉重的，尽管外商们并不一定马上就能意识到。外商们的道德下滑是逐渐一步一步发生的，所以有些外商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外商在中国的道德沦丧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传统的腐败”，如赤裸裸的美女、金钱贿赂到“别出心裁的腐败”，如“旅游”考察、家人出国或留学、赞助优惠等等，从“视而不见”的道德缺失，如奴役劳工、污染环境，到公然的“助纣为虐”，如协助中共进行网络封锁、人权迫害，等等。

客观地说，江泽民并没有制定一个“腐蚀堕落西方企业”的周密计划，依其能力，他也未必真正能提出这样的治国方略来。他只是延续了他的“以恶治国”的招数，抓住、利用了商人在人性上的最大弱点：贪。通过向外资让利的方式，他将中国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将外资吸在了中国的市场上。同时，他在中国造成的制度化、系统化、全民化的道德败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不论西方企业原来是什么颜色，一进入中共的这个大染缸，马上就“近墨者黑”了。这确是外商在进入中国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迅速适应“中共特色”：官商勾结

当外资决定进入中国之时，精明的商人们首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把握住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外资企业，要想在中国立住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保护伞”。这“保护伞”可以为其开启许多正常途径下不易开启的大门、搞定各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复杂关系、甚至制定有利于外商的政策制度。

这种“保护伞”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行贿之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亲戚的“曲线救国”。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很多高官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了不少这种“太子党”，增加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成功系数。西方大金融公司，更是希望“太子党”们能在其父辈们的荫翳下，帮助公司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仅举几例：

冯绍东（Wilson Feng），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女婿：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中国区主席。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冯绍东的作用不可小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总裁。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2006年有一千万美元，2007年增至一千七百万美元。

任克英，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学院。在美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工作七年，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转任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现称花旗环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中国业务部主管，为花旗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之杰（Jeffrey Zeng），副总理曾培炎之子：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

当然，只有世界顶级的企业集团和金融公司才有雄厚的财力来锁定中共高官的子女们为其打通门路，其他级别的企业则退而求其次，和地方官员或工商金融系统的现官结盟。在此仅以薄熙来为例。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降低条件，提供三年免税和廉价的土地，吸引了许多外企在大连开发区落户，包括对环境进行污染的日本大青金属、北村阀门企业等。这些外企老板与薄熙来及地方高官来往密切，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血汗，赚了大钱。薄熙来等则为外企老板们“保驾护航”。为了监控不满的工人，薄下令在开发区五彩城设立了几百个摄像头，他对记者开玩笑说，谁在墙根撒尿都能看见…生产打印机的日本独资企业斯大精密有限公司的工人因为不满待遇和无端解雇而罢工了一周，薄控制下的警察和官办工会站在外商一边，软硬兼施，又打又骗，终于把工人的维权力量分化瓦解了。一家生产微型马达的万宝至马达，规定工人上厕所的限制时间，还按照工人表现，强行给工人们戴上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帽子。许多工人不能及时上厕所因而得了肾炎。另一家小型企业的女工经常被日本经理要求陪酒上床，如不从就被辞退…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告时，她们说，上哪告啊，老板都聘薄熙来老婆（谷开来）当常年法律顾问，我们要告能赢吗？【4】

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加上中国本身日益下滑的道德观，使得中国成为“洋腐败”滋生的热土。“中国经理人在线”报导：据不完全统计，外资腐败案件从2000年开始直线上升，仅2003年国外公司涉嫌贿赂有关的腐败案件达到1500余件，比前一年增长20%。【5】《法制早报》则在2006年报导：安邦集团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近10年时间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国在仅10年内就调查出了50多万件有关跨国腐败的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6】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十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