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06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 江泽民的GDP

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间，每年都有减免国税，扶助灾民的政策。蠲免天下钱粮共计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银高达一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每年两千万至三千万两财政收入的五至七倍。——题记

从1989年上台后，江泽民在位时期的经济政策180度的逆转了中共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方向。八十年代，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成为农业的黄金时期；而九十年代却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八十年代应运而生了乡镇企业，政府鼓励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压制了农村的乡镇企业。

而国营企业改革几经周折，最后形成了大型国企垄断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各大支柱行业的局面，而民营企业无论在资金还是政策环境上都无法望国企之项背，只能处于“小媳妇”的地位。1994、1995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而大力推行土地财政，进一步刺激了圈地运动和房产经济。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连年大幅度增长，中国以低人权“优势”，成为全球低端产品的制造中心；同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投资和高外贸，而国内市场相对萎缩的怪象。

所有这些都在江在位时形成，却没有因江的下台而改变。原因之一在于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江仍然滞留军委主席职位至2004年。从2002年至今，虽然胡锦涛为总书记，但每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九人中有大半人马还是江系人物。这些人及其附属集团牢牢把持着党、政、军、地方的重要位置，延续着江在位时期的政治经济路线。原因之二在于江时期的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它们受益于国企垄断，受益于圈地运动和房产经济，也受益于外商投资。它们自然不愿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不仅如此，由于江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其手段无视社会的基本正义，无视子孙的长远利益，破坏性的消耗中国的资源。在追逐物质利益中放弃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到胡锦涛上台后，这种不可持续而风险极大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四处频发的社会经济危机，迫使下一届政府疲于被动的应付危机而无力改变现状。时至今天，中国的经济仍然无可奈何的继承着江时期留下的摊子。

第一节 “保八”政策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共于11月5日推出四万亿人民币财政及货币刺激计划，并开始迅速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物流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在西方，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一时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有些西方人士甚至心驰神往产生了对中共专制极权的向往。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11月16日发表的题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优劣并存》的文章中说：

“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

可是，海量的财政及货币刺激计划换来的增长却是有短期和长期代价的。

2008年底，中国政府推出两年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与之配套的是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新增贷款7.58万亿元人民币。于此同时，因为房地产对经济发展具有拉动效应和波及效应，2008年年末中共国务院再次强调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经济早已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海量资金很大一部分就顺理承章地通过国有企业投到了房地产业中去了，不断有国有企业见报成为地王，引起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

同时，由于财政拨款和信贷资金主要流入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已经产能过剩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向。这些资金极可能成为国有银行的呆账坏帐的隐患。同时，由于没有合法的民间融资机构存在，民营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房地产企业只能通过地下钱庄以高利贷的方式取得资金，甚至利用各种巧借名目的投资协议从资金充裕的国有大企业得到高利贷，高利贷利息高达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而这些资金完全不在正常的银行系统之中操作，无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失去效力；银行系统放贷风险管理失调，坏债风险大增。而超量货币发行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机将再一次成为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政权合法性的恐惧

中国政府在推出财政货币刺激计划时，未必没有看到其同时会带来的对中国经济系统的伤害。不顾惜代价的海量资金刺激经济反映出对经济萎缩的一种极大的恐惧心理。

要理解这种恐惧心理，要理解中共保八政策的来由，就不得不谈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中共在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邓小平就曾在1980年对美籍华人朱传矩先生说“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

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真正地改弦更张的，而只是在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的同时，在文革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图自救，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从而维护一党专制。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中共的政绩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法为被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的中国经济松绑.但是随着1989年江泽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彻底葬送了。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启动的政治改革从此完全消失了踪影。

恶性循环中的执政困境

仓促上台、无权力基础的江泽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诲，以放手腐败为策略，用共同犯罪来建立和捆绑自己的权力基础的：变“发展是硬道理”的市场经济改革为“官商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变官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团来得到贪官群体的拥护，而各级官员也都是理想缺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败体制权力上的膨胀和经钱上的暴发“奇观”。就这样，腐败这个毒瘤不断加剧，迅速弥漫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江氏腐败体制的产生与漫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深化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不想且不能改正错误而又要专制独裁，坚持政治高压、极端地维稳，也就成为恶性循环中的自然选择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也被江泽民的“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政治异见（包括被江泽民和中共认为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挑战力量的团体和个人）都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极端迫害，政治体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严被无情的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扩大，还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国力。

就这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但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而且成为江氏腐败性体制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体制性腐败继续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极端的维稳提供资金以及借口。而且，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各个利益集团“雁过拔毛”的运作方式，以及极端维稳的经济负荷，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刚性要求；一旦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实体经济，经济严重萧条，失业大增，执政合法性不保。这就是刚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来。

退无可退的“人造增长”

从事实上看，从中共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释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场调节之下的自发现象，而是在一个仍然是经济权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导控的“人造增长”。

这样的“人造增长”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前苏联战后的高增长就与其颇为相似。从1950-1984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51-1980年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7.4%和8.7%，明显高于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4.0%和4.6%的发展速度。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取得政权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基本上无失业，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价普遍较低。但这一切，都建筑在政治强制、超高积累和资源高消耗基础之上。

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开了商品市场，同时引入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许私人经济，这往往给西方观察家产生错觉。但是比前苏联更甚的是放手腐败后使得经济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运转，这就使政府的行为愈发带有短期性。

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使其尽量少的受衰退的影响。但是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许多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会有长远的负面作用。比如大量发行货币，虽然可以一时间增加投资和消费，使经济短期内不会回落，但是将由此产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货膨胀等难以驾驭的问题。作为对付危机的第一波反应，中共2008年11月的4万亿人民币和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签发的近8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旗鼓相当，可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还是危机的发源地。按经济总量的比例算，这种做法显然是无视本国经济体系健康的饮鸩止渴，但是在腐败和维稳的需求之下，这样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

严格的说，这种刚性的高速增长不是中共的一贯的执政思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经济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并没有走到必须年年保持高速增长的极端。是江泽民上台后，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为了换取官员的支持而打开了腐败的闸门，由此把中国经济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而在这个所谓的“发展”过程中，江氏政权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无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祭出了文明时代的野蛮“发展”模式。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