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1月22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Stu Cvrk撰文／信宇编译）美国是逐渐才意识到自己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共依赖性较高的，这一认知的到来其实相当缓慢。

自从1970年代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年）在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23—2023年）的“中国大战略”（Grand China Strategy）或“开放中国”（Opening China）战略下推动中美关系“开放”以来的数十年间，中共政权已经在全球制造、加工和出口领域崛起，成为主导力量。中国掌握了大量必需的原材料、中间零组件、基础构件，以及专门的化学品和配料，这些都是供应链早期环节所需，用来生产各种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最终产品。

对中共政权而言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和北京于1979年签署了一项双边贸易协定，该协定给予对方互惠的“最惠国”（Most-Favored-Nation，简称MFN）地位，使中国能够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并享受优惠贸易待遇，包括降低关税和取消进口配额等。

对北京而言，更重要的是，随着2000年《美中关系法》（U.S.–China Relations Act）的通过，中美之间建立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与此同时，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世贸/WTO）。

正如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所指出的，“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增长了四倍，达到5,000亿美元。2021年，美国对华出口也创下历史新高。”因此，据官方和专家消息来源称，从2000年到2018年，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从15%增长到21.5%。相应地，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从2000年的83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2,950亿美元。

此外，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简称EPI）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些美国政策的直接影响是，美国的制造业外包到中国，导致2001年至2018年间美国损失了约370万个工作岗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数量从2000年的约3,000家，增长到2018年的超过30,000家！这些估计数据来自EPI对外包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分析局对同期美国在华投资的估计。

这种外包现象完全在意料之中，也是所谓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留下的可耻遗产，因为美国公司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增加利润。具体而言，2000年中国平均时薪为0.60美元，到2024年仍仅微幅上涨至6美元；相较之下，美国2000年的平均时薪为15美元，到2024年已攀升至28美元。

在这些规模庞大的经济转型进行的同时，中共也启动了一场行动，意在控制对美国乃至世界至关重要的供应链的行动。北京深知，关键供应链一旦中断，将为中共在未来的国际争端中带来巨大的筹码。而畅通无阻的供应链对于维持美国的军事战备、经济韧性和技术优势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际危机或冲突期间。

过去五十多年来，美国对华自由贸易政策使美国容易受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本文就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供应链（Supply Chains）的概念贯穿人类历史。例如，古罗马军队的“后勤保障”（Logistics）、英国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理念、被誉为美国“汽车之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年）通过“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革新汽车行业，以及美国陆军在二战期间将“后勤保障”发展成为一门战略学科。1982年，英国物流专家和商业顾问基思‧奥利弗（Keith Oliver）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提出了“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一词。

供应链是指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者，涉及采购、制造和交付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产流程、人员、资源、物流、运输资产和技术的网络。

几乎所有商品都有供应链，包括汽车、食品、药品、咖啡、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医疗器械等。

美国的以下关键供应链均依赖于从中国采购，它们的中断将给美国带来严重问题。

供应链1：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

稀土元素（Rare-Earth Elements）是元素周期表中17种化学性质相似的金属元素，虽然分布广泛，但其含量通常很低，难以开采和提取。稀土元素对多种技术至关重要，例如磁铁、催化转化器、相机镜头、汽车电池和电视屏幕等。

目前中国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稀土产量，以及60%以上的其它对现代制造工艺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产量，例如：镓（Gallium）、锑（Antimony）、萤石（Fluorspar）、钛（Titanium）、钒（Vanadium）、铟（Indium）、碲（Tellurium）、石墨（Graphite）、铋（Bismuth）、钨（Tungsten）和镁（Magnesium）等。

由于这些供应链是中共与美国贸易和技术战中地缘政治筹码的关键点，仅自2022年以来，北京每年就投资138亿美元用于地质勘探，自2000年以来，还通过至少26家国有金融机构向稀土和关键矿物（尤其是在非洲）提供了57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开采和加工稀土和关键矿物。

供应链2：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部件

由于中国在过去15年进行了大量投资，中国现在生产了全球8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60%以上的电动汽车，以及75%以上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芯。

美国目前约73%的锂离子电池从中国进口。2025年上半年，在中国生产的电网级电池将占美国进口总量的65%。供应中断可能导致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等美国电动汽车工厂停产，风能和太阳能项目延期，以及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它科技产品的价格上涨。

供应链3：半导体和电子元件

半导体和电子元件用于制造各种基于信息技术的终端设备，包括卫星、无人机、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工业机器人、军事武器系统、数码相机、5G和其它电信基础设施组件。

中国目前控制着美国40%至60%的半导体和电子元件供应，以及22%的出口到美国的消费电子产品。这些供应链的中断将对美国数据中心、云计算、美国军用导弹和武器系统（以及整个美国国防电子产业）、工业自动化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供应链4：药品和活性药物成分

药物是用于诊断、治疗或预防疾病，以及恢复、纠正或改变机体功能的物质。活性药物成分（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简称API）是药物中具有生物活性并发挥治疗作用的成分，如能够产生特定药物预期药理作用的化学物质。

关键起始原料（Key Starting Material，简称KSM）是用于活性药物成分（API）的关键成分，它直接影响药物的结构、质量和合规性。目前，中国控制着全球80%的关键起始原料（KSM）产量和33%的活性药物成分（API）产能。

这条供应链的中断可能导致基本通用药品短缺、药品价格上涨，以及药品生产中潜在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具体药物类别包括青霉素（Penicillin，也直译为盘尼西林）和阿莫西林（Amoxicillin，即抗生素/ Antibiotics）、阿托伐他汀（Atorvastatin，用于降低胆固醇/ Cholesterol）、二甲双胍（Metformin，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和布洛芬（Ibuprofen，即止痛药），以及顺铂（Cisplatin）等化疗药物。

另外，中国在许多其它供应链方面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包括电信设备、消费电子产品、纺织服装、机械和机械设备/工具、太阳能电池板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2017年7月，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签署了第13806号行政命令《评估和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韧性》（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是美国首个为削弱中共对关键供应链控制而采取的重大政策行动。该行政命令指出，“具有韧性的供应链”（Resilient Supply Chains）“对美国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该命令还指出，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6万家工厂被中共收购。

这项行政命令引起了美国决策者对于供应链问题的“关注”，随后还采取了其它更具体的行动，包括争取两党支持立法，以逐步纠正对被中共主导的供应链的依赖性问题。

早在2012年，美国情报界（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已经认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和其它中共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例如，华为设备可能包含难以察觉的后门，使中共能够监视或破坏美国网络。此外，中共2017年《国家情报法》（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义务“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活动。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达成共识，通过了2019财年《约翰‧麦凯恩国防授权法案》（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简称NDAA）（公法115-232），该法案禁止从五家中共公司采购或使用某些电信和视频监控设备或服务。

受日益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被迫进行技术转让以及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如国家补贴和限制美国公司在华市场准入等）的刺激，川普政府率先尝试调整与中共政权的贸易政策。

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中美两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在此期间，美国公众开始意识到美国对中国药品，特别是原料药的依赖。由于北京未能履行其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的购买约定数量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等，最终该协议的主要结果是美国对中国的关键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延续到了拜登政府，并于2022年通过了《芯片法案》（CHIPS Act）。该法案是一项大规模的两党合作产业政策举措，旨在通过税收优惠和其它措施，减少并最终消除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依赖，从而重建美国芯片制造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这个领域的投资包括《芯片法案》带来的超过4,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投资承诺，其中包括台积电（TSMC）为亚利桑那州制造工厂投资650亿美元；英特尔（Intel）为多个州的类似工厂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三星（Samsung）在德克萨斯州投资450亿美元；以及美光（Micron）在纽约投资1,000亿美元。

在应对中共对关键供应链的主导地位方面，美国采取行动的势头依然强劲。

结论1：产业回流（Reshoring）

这是指将制造业和服务业从海外迁回美国的做法。在2022年《芯片法案》（CHIPS Act）和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对等关税政策的刺激下，包括苹果（Apple）、英特尔、英伟达（Nvidia，辉达）、通用电气（GE）、通用汽车（GM）、美光（Micron）和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据专注制造业回归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回流倡议”（Reshoring Initiative）统计，此类项目超过200个。

结论2：近岸外包（Nearshoring）

受川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的刺激，这是一种供应链战略，即公司将业务运营（如制造、组装、采购或服务等）从遥远的离岸地点（特别是中国）转移到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

近岸外包的优势在于可以降低成本，更便捷地与生产商/集成商合作，以及减少对中共势力的依赖。因此，墨西哥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随着美国汽车行业的承诺，预计到2026年，墨西哥的近岸外包业务将增长20%至30%。

结论3：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在友岸外包的供应链战略之下，企业将制造、采购和生产环节从中国转移到地缘政治盟友和/或拥有相似政治、经济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川普政府积极寻求与包括越南、印度、韩国、日本、台湾和澳大利亚（后者涉及稀土元素和矿物的生产）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对等关税和贸易谈判。

那么，这些政策对中共来说有哪些不利因素？中共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减少，供应链变得不稳定，中国经济将整体放缓，面临发生社会动乱的风险。

美国从这些政策中获得了哪些优势？美国将会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增加关税收入，加强联盟关系，并降低中共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

斯图‧克沃尔克（Stu Cvrk），在美国海军服役30年，担任过各种现役和预备役职务，在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教育，具有海洋学家和系统分析员的教育和经验，这些为他此后的政治评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原文：The Chinese Supply Chain Conundru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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