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04日讯】审视中共“长征”路线图，一个由瑞金→金沙江→延安三点连线构成的鲜明“L”形轨迹展现在眼前。本文将为您揭晓这个“L”隐涵的秘密。

说起“长征”起因，通常的说法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它匆略了蒋中正第五次围剿箭在弦上、引而未发的收官之战——“铁桶计划”。

1933年9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蒋中正发50万重兵，第五次围剿盘踞在江西瑞金“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红军。红军惨败，生存空间被压缩在瑞金、于都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存亡堪忧。

在第五次围剿战事犹酣之际，红军败绩连连，预感大事不妙，准备放弃苦心经营了7年的老巢中央苏区。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正式作出于10月底放弃中央苏区的决定，并上报共产国际批准。

逃离老巢奔哪跑？去哪建新巢呢？中共的设计是“三路分兵、外线牵制”，即中央红军主力西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巢；留守部队在赣闽老苏区开展游击战；东进北上部队在闽浙赣皖边界地区开辟根据地。第一路是目标，第二、第三路是配合。这是中共当初的如意算盘。

然而，与中共逃离老巢计划几乎同步，蒋中正第五次围剿共匪的收官之战“铁桶计划”也在绝密筹划中——

1934年9月底，蒋中正在庐山牯岭秘密军事会议上决定：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圆心，各部按照指定时间和地域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合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圈内还要架设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每天向心推进5公里，把中共围困、聚歼。

蒋公为“铁桶什划”定调：“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即彻底消灭“国中国”，把“攘外必先安内”的抗日总战略落到实处。

不料，蒋公铁桶计划被身边内鬼莫雄泄密给中共。正因为如此，中共的逃蹿计划提前了半个月。

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复电原文中说：“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太上皇”共产国际的复电，与中共的如意算盘互相印证这样一个事实，中共离开瑞金，根本没想打遵义，没想爬雪山过草地，更没想去陕北，只想到湖南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再建新巢。

据时任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张闻天）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伍修权回忆划重点：其一，没想走远；其二，不叫长征；其三，去湘鄂西另建新巢。

那么，为什么后来就鬼使神差的到了陕北呢？下文将为您分解缘由。

就像溺水者的唯一目标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逃亡的中共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个地方落脚“活下去”。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七易其新巢目标地，先西进，再北上，走了一个倒行逆施的“L”形轨迹。

1.最初把湘鄂西作为新巢址。

1934年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广昌失守后，红军从内线打破国军“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面对国军步步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博古、李德一筹莫展。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后，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事宜。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于都开始逃离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第一次选择的新巢址是湘鄂西。主要原因是湘鄂西位于四省之交，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有红二、六军团接应，并且路途并不十分遥远；此前派出的红六军团向湘西探路已成功。

为阻止中央红军向湘鄂西转移计划，蒋中正集结近20万大军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中湘江天险为第四道。为夺路求生，红军各军团拚死一战，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致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军在前方已布好阵势，如果中央红军还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湘鄂西，等于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和贵州黎平会议上，两次力陈应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2.在川滇黔数易新巢址。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黔北多为少数民族，且人烟稀少，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相反，川西北人稠物丰，还有红四方面军接应。在遵义期间，蒋中正调集中央军148个团连同各路军阀约40万人合围红军，意欲“聚而歼之”。于是，中共在遵义会议上作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三次选择新巢址。

随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向川西和川西北进军，并电令红四方面军配合。然而渡江前在土城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改道西渡赤水河进入云南境内。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认为，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四次选择新巢址。

接着，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兵黔北，重占遵义。然而，在国军优势兵力面前，红军一直无法在川、滇、黔边站稳脚跟。为了甩开围追堵截的多路国军，红军接连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后又直逼昆明，然后迅速北上，于5月初在云南渡过金沙江（“L”形转折点）。中央红军在云、贵两省辗转苦战达4个月之久，都没有成功创建根据地。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境内。此时中央红军也元气大伤。考虑到川陕根据地有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且川陕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仅次于中央苏区。因此，在四川会理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五次选择新巢址。

随后，中央红年过大渡河、泸定桥，翻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在懋功期间，中央提出放弃会理会议的原定计划，主张继续北上，以川、陕、甘边陲地区作为落脚点。对此，张国焘持不同意见，认为南下川、康边或占领青海、新疆更有利。因此，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再次调整落脚点：“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第六次选择新巢址。

3.企图靠近苏联建新巢。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集中力量北上。不料，张国焘又出尔反尔，甚至企图另立中央。于是，中央红军为防张国焘先发制人，率部迅速逃离，北上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在俄界，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鉴于红军内部发生重大分裂，且此时只有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北上，中央遂第七次选择新巢址：应“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为打通国际关系，中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前往新疆建立交通站。

4.陕北建新巢纯属意外。

俄界会议后，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中央红军过腊子口，又翻越岷山，当即将到达甘南宕昌县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时，毛泽东指示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要他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

当时哈达铺虽然是一个小镇，但开设了邮局，能收集到一些报纸杂志。毛在找来的报纸中发现一份《西京日报》上载有“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的报道，又在一份《大公报》上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的报道。毛意识到在陕北有一大片苏区和数量可观的红军，而且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了陕北。此前，刘志丹等人已经在陕甘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据地也具备相当规模。毛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到陕北去，说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是中央红军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新巢址。

以上史实表明：

1.中共离开中央苏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前期惨败，又面临蒋中正收官之战“铁桶计划”灭顶之灾的情况下的生死大逃亡。是“长逃”，而不是“长征”。

2.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三点：其一，没想走远；其二，不叫长征；其三，去湘鄂西另建新巢。

史料显示，“长征”一词是1935年5月，朱德在署名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使用，并延用至今。

3.中共为了活下去，甚至想去中苏边境建立新巢。当然不排除在蒋中正可能发动的“第六次围剿”时投入苏联怀抱。是陕北冒出一个刘志丹，让中央红军收住了北进投苏的脚步。

七易其新巢目标地，先西进，再北上，走了一个倒行逆施的“L”形轨迹。中共西进，与抗日无关；中共北上，亦与抗日无关。一句话，中共“长逃”与抗日无关。

4.共产国际复电原文中说：“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从电文我们知道两点：一是红军存在的目的是战胜国军，进而篡夺政权；二是湖南是中共选择且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新巢址。如果新巢得以在此建立，不仅“长征”之名无从谈起，“北上抗日”更是无稽之谈了。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