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程木兰、顾晓华采访报导）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国家信访局，原为中共官方宣称提供民众申诉冤屈的最高管道，如今却充斥着权钱交易的腐败。

据访民日前口述揭露，信访局外不仅有艰辛的排队人潮，更衍生出明码标价的“卖位置”黑市。黄牛盘据队伍前排，再将位置以500至1000元高价兜售，而安保人员“睁一眼闭一眼”，甚至疑似配合，让乱象明目张胆地运作，形成黑色产业链。

“走这条路，老百姓也是无路可走才会走上访这条路。”来自浙江的企业家刘勤（化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感叹地说。他因当地市场监管局错误执法导致企业破产，经济损失达上亿元。

当他向省级信访局求助时，官方明确表示案件涉及资金太大无法解决，“唯一办法只能不停上访，哪天青天老爷发现才有解决可能”。

刘勤表示，从疫情后至今，他每两个月便依规定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一次。然而，要将一份材料递进信访局，访民面临的是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考验。国家信访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每周一、三、五上下午接待，周二、四仅上午。

由于院内场地有限，官方在信访局门口的绿化带用护栏与铁皮围出了A、B、C三区，而大批访民被分区块要求在马路对面、永定门护城河（访民俗称永定河）畔的人行道上排队，分批进入护栏内的A、B、C三区继续排队，最后才能进入信访局院内，再进到大厅里刷身份证或者是递材料，刷身份证也就两三分钟即完成。

刘勤估计，信访局一天真正能有效录入处理的访民仅约一两千人，但院外排队的往往高达三四千人。刘勤以最近一次经历为例，他于周二（23日）下午一点抵达信访局门口，发现前方已有至少2,500人，预估周三绝对排不到，索性直接排周四的队伍。

他经历了45个小时的风餐露宿，靠着干粮与矿泉水充饥，在厕所洗漱，长时间坐在折叠椅上，“身上都臭了”，直到周四上午8点半才终于完成手续。

他补充说，在排队过程中，体力较弱的女性与老人为保住位置，甚至只能忍住不喝水干熬。

在访民极度疲劳与资源稀缺的双重压迫下，国家信访局外逐渐出现了一条“排队卖位置”的黑色产业链。刘勤观察，这种现象大约存在了两三年，但自2024年下半年起，随着上访人数暴增，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且明目张胆。

“排前面的卖位置，1000或500元一个，不用排队付钱就能进A区前排。”刘勤透露，黄牛多为东北口音，三五成群，甚至有十来个人的团伙。这些人除了节假日外，天天在信访局门口排队霸占位置，再向后方疲惫不堪的访民兜售。价格随着需求水涨船高，早期可能只需50、100元，如今一般行情为500到800元，最高甚至喊到1000元。周一与周三晚上，因为隔日是全天接访，卖位置的需求最旺盛，价格也最高。

这门无本生意吸引了许多人投入，刘勤曾遇到一家四口——老公、妻子、公公与婆婆——集体插队占位，旁边的山东老访民悄悄提醒他：“他们是做生意的，叫你不要吵，他们有一帮人的。”

这些黄牛看准了访民在极度疲劳下的脆弱心理。刘勤排队时旁边一位湖南访民，在周二下午熬了一个通宵后，因周三未能成功刷卡而崩溃。在这种情况下，黄牛便会上前游说，承诺只要出钱，隔天凌晨四点就能直接把人送进最前排的“A区”。

一名周二刚下飞机的年轻人因时间紧迫，立刻有黄牛上前比出“8”（即800元）的手势兜售位置；另一名三十多岁的山西大同青年，则向刘勤坦承自己花费了500元买位置进场。

在访民圈中，买卖位置已是公开的秘密。刘勤曾与一名被称为“胖姐”的东北女性发生冲突。这名矮胖女性在地上铺了三四张防潮垫，上面放了七八把椅子，强势霸占了九个人的空间，遇到正常排队的访民试图靠近，便蛮横驱赶，宣示“这个地盘就是他们的”。

据刘勤推测，这条黑色产业链之所以能顺利运作，关键在于一套精密的“调包”机制，以及安保人员长期的“睁一眼闭一眼”。

依官方流程，访民进入到A、B、C三个等候区才算排队成功一半，从C区排队至A区，黄牛团队通常在周五至周日便抢占了A区最前排位置，一旦成功进入A区并安顿好后，他们会离开A区到外头寻找买主，离开时必须将自己的身份证押在安保人员处。

他们在外围找到想花钱进入的访民时，黄牛会拿着买主的身份证再一次进入A区（进入时取回自己的身份证），进入转一下又找借口出来，此时他们趁机将买主的身份证交给保安作为押证，他们出来后让等在门口的买主进去，买主报上姓名，保安一看确实有该名字的身份证，便放行让买主进入A区黄牛预先占好的位置。

刘勤直指：“保安收身份证一般情况下根本不看，如果认真对照是进不去的，但是保安根本不看身份证，不和人对照的。”

更令人心寒的是安保人员对插队者的包庇。刘勤曾在周三晚间遭遇一名东北女性带着六七人直接插队，当他挺身抗议时，保安不仅没有将违规者揪出驱离，反而要求刘勤“不要跟她计较，算了”。

刘勤对此直言不讳：“国家信访局门口没有点靠山是不敢如此猖獗的，议论中听到过与保安有关。”他认为保安显然认识卖位置的人，并补充说，前几天曾与一名值夜班的小保安聊天，对方声称工资仅有3000元，若黄牛一天能卖出数个500至1000元的位置，庞大的利益或许正是安保人员选择性办事的原因。

事实上，国家信访局周边监视器密布，旁边甚至就设有派出所。刘勤愤慨地表示：“如果警察真得管，用不了两天全部都能抓起来，每一个都清清楚楚，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所有的交易都是清清楚楚。”然而，警方的无作为，让这个排队黑市得以日复一日地剥削着底层访民。

除了排队位置的买卖，信访局外还衍生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畸形附属经济。在极度混乱的排队现场，访民的随身物品极易遭窃。刘勤自己就曾遗失过雨伞、折叠椅、毯子、眼镜和行动电源。

这些遗失或被窃的物品，转眼间便成为无本生意的商品。许多访民在寒冬中以50元低价购买军大衣御寒，但进入信访局时因携带不便，只能脱下放在门外的架子上，出来时大衣往往已不翼而飞。这些大衣被有心人士全数收走，隔天晚上又在门口重新贩售。

从折叠椅、雨衣、雨伞到帽子，乃至于付费请人“代看位置”的服务，信访局外俨然形成了一个吸附在访民血泪上的微型商业圈。“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形成产业链了。”刘勤无奈感叹道。

这一切荒诞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数以万计访民的无尽辛酸。许多访民因土地被强占、司法不公、工资被拖欠等而踏上维权之路，却面临地方政府跨区“截访”、强行遣返、殴打，甚至被关押在未经司法审判的“黑监狱”（如马家楼、久敬庄等地），人身自由与基本尊严遭到严重剥夺。

即便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甚至花钱买位置递交了材料，问题往往仍石沉大海。官方数据显示，透过上访真正解决问题的概率微乎其微。

2026年5月底流出的视频显示，中共当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访民的冤屈，反而选择在国家信访局外的南护城河沿岸安装了数公尺高的隔离铁网，试图以物理屏障阻止绝望访民跳河。

刘勤描述信访局内的景象：“其实外面人山人海，里面空得要命，里面工作人员不紧不慢的。”对他而言，每次去刷身份证递交材料仅是履行程序，“就是告诉国家信访局我的事没解决”。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