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4日讯】
我在本业的工作许可之下跑遍全美国，为科学界同侪说明并展示能够证明“生物通讯”现象的有力观察报告，其中包括一些相当知名的科学团体。我也在一九六八年发表〈植物具有“原始感知”的证据〉这份报告之后，经常为科学团体及社会大众演讲，足迹遍及十八个国家。你无法说服反对者接受一项新的科学真理，让他们看到科学的未来；你只能等待反对者全数凋零，而下一代已在成长中耳濡目染，熟悉了这项真理。
── 麦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需要一个新的科学架构
显然，这样的方法并未激发够多的人严肃看待此议题，也未改变实验室的作业常规。除非利用一些不同的作法来触发科学思考的革命，否则，这样的传递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不会奏效（注1）。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科学界的严厉批评看来，科学界对我的冷漠对待绝非特殊案例。
我不断试着表达的概念是：当你进行与意识有关的实验时，你可能也同时传递了自己的意念而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对传统的计划性研究而言，其实验设计并不容许突发事件的存在。但我却发现，要取得“原始感知”以及“生物通讯”存在的有力证据，突发性是一个必要的元素。
虽然许多人宣称已经成功重复了我的实验，但他们极可能只是重复了我能够观察“生物通讯”现象的能力而已。这无所谓，毕竟是朝对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问题是，它们并不符合规则中对于实验重复性的要求，无法累积可被接受的经验数据。目前科学方法所订定的规则着实限制了人们对“原始感知”和“生物通讯”现象的彻底了解。
回顾
我们在第四章的后段回顾了科学家和社会大众最初对“原始感知”和“生物通讯”研究的反应，提到的例子大多与我的植物研究有关。这些早期的研究引导我们发现其他生物细胞的通讯能力，包括鸡蛋、细菌以至于动物和人类的细胞样本。第四章所描写的最后一段时期到目前二零零二为止的十六年间，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反映出科学团体对我们的态度。现在应该是补充说明的时候了。
注1：汤玛士‧库恩（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一九六二年）。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