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入監獄，押回學校

我突然被關進監獄，思想上極端痛苦。這到底是為什麼？按照黨章規定上訴我的冤案有罪？黨中央會容忍崔振傑用假材料來誣陷一個好人？這個困惑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清醒過來——我看到劉少奇、賀龍等開國元勳被打成的「反黨罪行」，誣陷他們的那種卑鄙的手段，同崔整我的手法非常相似。此時我才知道所謂的「黨章」和「憲法」等於個零!

我和李恩章分別關押在兩個牢房裏。我這個牢房大約10多個平方，擠了10多個人，「床」是用門板打的通鋪，上面什麼都沒有，夜裏10多個人和衣擠在上面睡，門後面一個大尿桶，散發出一陣陣令人噁心的臭味。

囚犯們大都是北方人，身穿厚實的棉衣，唯有我這個南方的「囚犯」衣著單薄，凍得渾身發抖，夜裏睡覺時，就往別人身上擠。囚犯們看我是個斯文人很可憐我，一位年紀較大的囚犯主動向民警反映說，剛來的那個年輕人冷得受不住了，你們應該想個辦法。此時，一位好心的看守借給我了一件舊的軍大衣，這才救了我的急。

監獄裏的早餐，每人只喝兩碗包穀粥，中午每人發一個拳頭大的包穀窩窩頭，一碗包穀粥，晚飯和午飯一樣，這是我生來第一次坐牢房，而且坐的是共產黨的牢房。我在這裏才真正感受到「自由」二字的可貴，才體會到什麼叫做「饑寒交迫」，什麼叫「度日如年」。

牢房裏有一個幹部模樣的中年人，他也是剛進來的，思想包袱極重，愁得不想吃飯。他見我也像個幹部的樣子，因此我倆尚能溝通。每次開飯時他把他那個窩窩頭分一半給我吃，我對他感激不已。

犯人們不時被叫去審問，這段時間，我被提審過兩次，每次我都喊冤叫屈，慷慨陳述崔振傑的卑劣行徑，此時我已橫下心來，即使我的冤案平不了反，我也要把那些卑鄙惡毒見不得人的醜事講給每一人個聽。

審訊員聽了我的陳述後，每次都沉默不語（在後來的歲月裏，我根本不敢再喊冤，那是後話），以後再也不提審我了。

這裏的犯人中，有時有的轉走了，有時又有新的犯人進來，看來這裏是個臨時關押所。

犯人成分很複雜，都是些拘留待審的人，很難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有的人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有的人焦急萬分好像在等待什麼，有的滿腹牢騷破口大駡。我突然被關進這個牢房裏，精神上極端痛苦，思想鬥爭十分激烈，儘管我蒙受著天大的冤屈，但畢竟我是從小跟著共產黨長大的對黨的感情極深，認定黨始終是光榮的，正確的，那時候即使是把我拉出去槍斃，我也要高呼共產黨毛主席萬歲。

我自己安慰自己，堅信黨總有一天會給我平反。我決不相信共產黨就是崔振傑這個樣子的黨，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要經得起黨對我的考驗，在思想上決不能把自己和牢房裏那些人劃等號，當我聽到有人罵共產黨的壞話，感到很刺耳，我本能地從思想上開導身邊的「難友」們。

有一天放風時，我在院子裏揀了一個鐵釘，拿回囚室在牆壁上刻寫了「天日昭昭」四個字，我每天都刻劃著這四個字，把這四個字刻劃得又深又寬。

3月8日，我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被關押的第八天。黃昏時分，看守人員突然喊我和李恩章的名字，我們兩人跟著看守來到辦公室。一看，完全明白了，單位派了王正康、劉承正前來押解我們回重慶。他們辦好了一切手續之後，來提取我們兩個「犯人」一起回重慶。

當晚九點，我們登上了北京去重慶的火車。

3月11日早上8點10分到達重慶火車站，下車後，立即被押回學校。

我和李恩章赴京告狀，轟動了全校，成為了重慶地區「右派」不服罪的一個典型事例。

我們被押回學校後，崔振傑和他的那些打手們興奮極了，得意洋洋地說：「王開泰和李恩章的案子是黨中央同意的。」

崔振傑公開亮出中央紀委拍給單位的「此案不予受理」的電報，對李恩章說：「你歷次上訴的材料都原封不動地轉到我手裏來了。」

另外，當我和李恩章祕密去北京告狀後，崔立即把李恩章的愛人王鳳鳴拉出來批鬥，然後派人把她押送到收容所。當時王鳳鳴還是個哺乳嬰兒的母親，收容所有良心的工作人員堅決不同意「收容」王鳳鳴，王鳳鳴才逃過牢獄之災。

我們受到了更嚴厲的監控，在「監督勞動」中等待更悲慘的命運到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