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當下一瞬的思考可能對人的一生起了極關鍵的作用——決定生命留或不留。那又是什麼因素觸動關鍵作用？對「小處」獨到的敏覺可能起了大作用。

張愛玲是在華語世界極受推崇的作家，她的作品以犀利眼光和細膩筆觸描繪人間男女形形色色的情感世界，剖露人性。

1949年朝代易色，張愛玲還留在大陸。1950年她參加了上海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時，穿著自己喜愛的服裝赴會——深紫色旗袍外罩白色網眼紗坎肩。在滿場深重藍灰的中山裝與列寧裝之中，她好像陷入泥潭，連呼吸方式都要換了。

她意識到，在一個穿衣、說話、寫作都要受「統制」的國度，她筆下那些庶民階層、都市男女的情感與世態人情必然沒有容身之地。

歷史激浪襲來，多數人看的、聽到的是「假大空」的承諾，她看到的卻是衣服的顏色、統一的形制發出的訊息——沒有選擇的自由！訊息觸動她的抉擇！

1952年，張愛玲等到了機會，她安靜又堅決地邁出抉擇的步伐，以完成港大學業為由申請赴港，當她神經緊繃地過了鄰接香港的羅湖口岸關卡後，從此未再轉身。

二十世紀，胡適在學術、思想界有著崇高的地位。1948年底，「解放軍」快攻打到北平，胡適當時是北京大學校長。中共透過地下黨代表吳晗誘留他的老師胡適，只要他不走，可以讓他當北大圖書館館長，甚至承諾讓他繼續擔任北大校長。胡適冷回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

胡適的認識是：「美國人來了，有麵包，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無自由；他們（指中國共產黨）來了，無麵包，無自由。」——（《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這一年12月13日深夜胡適寫信給老朋友——輔仁大學校長、史學家陳垣，信隔日寄出，翌日他就搭乘國民政府的搶救學人專機飛往南方。1949年4月去了美國，1958年到了台灣。

1949年6月，當時胡適在美國讀了《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在幾個月中，胡適做了詳細論證，推測這封信是留在北平的老朋友陳垣受命完成底稿，再由中共的文人改寫而成。這封信是用白話寫的，而胡適認識的老朋友陳垣根本不會白話。

這封信藉著陳垣的嘴嗆胡適，藉此給鐵幕外「秀」自由：
「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裡才有真正的自由。」

胡適看到這封「公開信」後，忍不住嘆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中共冠冕堂皇的「國王新衣」下畢露的原形完全迷惑不了他。胡適說：「『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之下決沒有學術思想的自由。」（見胡適：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刊出胡適的次子胡思杜寫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隔天，胡適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看到報導。當天記者訪問了他，胡適說：「我的兒子被留在大陸，他目前的聲明與我最近一直強調的一點有關——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沒有沉默的自由。」

胡適親歷的這兩件事都證明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決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胡適看穿了新政權的核心是對意識形態絕對的控制。後來中共一連串從不間斷的政治運動證實了他的判斷與遠見——思想改造運動來了，緊接著是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遭凌辱，受盡肉體摧殘、人格折磨，被迫自我批判，沒有能挺立身骨全身而退的。可憐又可悲的胡思杜聽命寫了對父親的批判告天下，但在數年後依然被劃為右派，最終絕望地走上自殺路。而奉命勸留他的吳晗也成了打響「文革」第一槍的標靶，受盡折磨死在監獄裡，骨骸至今仍不知去向。

傅斯年，字孟真，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台灣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曾經猛力追究貪贓枉法的「皇親國戚」， 有「傅大炮」之稱。

在抗日戰爭後期，日本就要吃敗戰，有一些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希望未來和國、共聯合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見毛澤東談一談。當時蔣介石委員長沒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包括傅斯年在內的六位學者訪問團乘專機到達延安。7月2日下午，毛澤東等人在延安楊家嶺會見他們談國共合作事宜。

由於毛澤東曾經擔任過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助理員，基於所謂的「北大情意結」，他用一個晚上與傅斯年單獨交談，還贈他一首詩。傅斯年則由於此行的近距離接觸，對毛澤東其人有了入微的觀察。

訪問團在7月5日回到重慶。之後，傅斯年曾數次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談到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說，在與毛澤東的夜談中，發現他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他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

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懷念傅斯年》〈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是史學家，他所說的「宋江」當然是正史上的「草寇」宋江，而不是通俗章回小說中的「英雄」。

錢穆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在時代劇變中他是其中對共產黨有透徹認識又採取一貫反共行動的唯一一位。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了生命中的關鍵一刻。1949年中共軍隊已經越過長江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來到了去與留的最後關鍵時刻。當時中央研究院絕大部分的院士都選擇留下，他們大多把江山易色看作又一次的政權更迭，而文化總是要有人傳承的。

和錢穆同是無錫人的國學大師錢基博挽留錢穆：再等等，再看看，或許新朝代有新氣象。

錢穆沒有爭辯，他只是將一張印著毛澤東寫的《渡江布告》的報紙攤在桌上，指著其中的文字「我們已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消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輕輕問了一句：君治古文辭，請看這篇公告，字裡行間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

基博先生不語，他想不到共產黨最不想要的正是文化傳承；而看不到「大度包容之氣象」的錢穆則選擇前往香港。離開前，錢穆拜訪或寫信勸告了所有能見的朋友，如陳寅恪、呂思勉、梁漱溟等等，但他們都沒有動。[1]

後來一連串的破四舊、文革運動打擊了國學大師、歷史學家和一個個知識分子、文化人。同是史學大家的呂思勉學術自由被剝奪殆盡，於1957年憂悶病逝，且仍然不能倖免於文革，1966年他的墓遭焚「骨灰蕩然無存」；堅持獨立自由、認為自己遠在青山外的陳寅恪，在文革中卻被投入煉獄的爐心，且死了30年骨灰都不得入土安葬。

錢穆到了香港創立書院，大力倡導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他後續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他堅定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中國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2]錢穆一生對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而中共政權的行徑也都在他預料之中。

錢穆也勸告過梁漱溟離開，但梁以幫助共產黨認識傳統中國為己任留下，在「解放」初期對政治運動提出建言。然而在文革時，梁漱溟也被抄家，儘管他是跟著共產黨走的知識分子，依然被戴上「右派」帽子。

1974年，梁漱溟被批為反動分子，後來中共讓他入列政協全國委員會，這又是為什麼呢？毛澤東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文中明白道出答案：「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許許多多的中國學者、文化人以為自己能發揮一點什麼作用，而中共正是利用他們這一點「作用」，去「欺騙一部分人」，透過所有被騙的人，達到「欺騙所有人」的目的。

如果深入DNA的慘痛記憶能被抹去，重新選擇，那些受過中共殘害的人會改變去留的抉擇嗎？中共的騙術騙了幾世代的幾億人，此情不可再！然而那當下如何不惘然？在危機中保住自己不受騙的人，他們的「幸運」來自對事物細節、對本質的敏銳洞察，來自名利都撼動不了的抉擇——生命純粹的價值。

註釋
[1] 錢穆回憶「當時一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新政權都抱與人為善之心……對於新生的共和國，大體上保持了一種擁護、順應和期待的態度。」（謝泳編《思想的時代：〈黃河〉憶舊文選》）
[2]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堅定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他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