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当下一瞬的思考可能对人的一生起了极关键的作用——决定生命留或不留。那又是什么因素触动关键作用？对“小处”独到的敏觉可能起了大作用。

张爱玲是在华语世界极受推崇的作家，她的作品以犀利眼光和细腻笔触描绘人间男女形形色色的情感世界，剖露人性。

1949年朝代易色，张爱玲还留在大陆。1950年她参加了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时，穿着自己喜爱的服装赴会——深紫色旗袍外罩白色网眼纱坎肩。在满场深重蓝灰的中山装与列宁装之中，她好像陷入泥潭，连呼吸方式都要换了。

她意识到，在一个穿衣、说话、写作都要受“统制”的国度，她笔下那些庶民阶层、都市男女的情感与世态人情必然没有容身之地。

历史激浪袭来，多数人看的、听到的是“假大空”的承诺，她看到的却是衣服的颜色、统一的形制发出的讯息——没有选择的自由！讯息触动她的抉择！

1952年，张爱玲等到了机会，她安静又坚决地迈出抉择的步伐，以完成港大学业为由申请赴港，当她神经紧绷地过了邻接香港的罗湖口岸关卡后，从此未再转身。

二十世纪，胡适在学术、思想界有着崇高的地位。1948年底，“解放军”快攻打到北平，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中共透过地下党代表吴晗诱留他的老师胡适，只要他不走，可以让他当北大图书馆馆长，甚至承诺让他继续担任北大校长。胡适冷回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胡适的认识是：“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无面包，无自由。”——（《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这一年12月13日深夜胡适写信给老朋友——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信隔日寄出，翌日他就搭乘国民政府的抢救学人专机飞往南方。1949年4月去了美国，1958年到了台湾。

1949年6月，当时胡适在美国读了《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在几个月中，胡适做了详细论证，推测这封信是留在北平的老朋友陈垣受命完成底稿，再由中共的文人改写而成。这封信是用白话写的，而胡适认识的老朋友陈垣根本不会白话。

这封信借着陈垣的嘴呛胡适，借此给铁幕外“秀”自由：
“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著，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

胡适看到这封“公开信”后，忍不住叹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中共冠冕堂皇的“国王新衣”下毕露的原形完全迷惑不了他。胡适说：“‘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见胡适：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写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隔天，胡适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看到报导。当天记者访问了他，胡适说：“我的儿子被留在大陆，他目前的声明与我最近一直强调的一点有关——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没有沉默的自由。”

胡适亲历的这两件事都证明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决没有言论的自由，也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胡适看穿了新政权的核心是对意识形态绝对的控制。后来中共一连串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证实了他的判断与远见——思想改造运动来了，紧接着是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遭凌辱，受尽肉体摧残、人格折磨，被迫自我批判，没有能挺立身骨全身而退的。可怜又可悲的胡思杜听命写了对父亲的批判告天下，但在数年后依然被划为右派，最终绝望地走上自杀路。而奉命劝留他的吴晗也成了打响“文革”第一枪的标靶，受尽折磨死在监狱里，骨骸至今仍不知去向。

傅斯年，字孟真，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为人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曾经猛力追究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 有“傅大炮”之称。

在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就要吃败战，有一些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希望未来和国、共联合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见毛泽东谈一谈。当时蒋介石委员长没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包括傅斯年在内的六位学者访问团乘专机到达延安。7月2日下午，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他们谈国共合作事宜。

由于毛泽东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助理员，基于所谓的“北大情意结”，他用一个晚上与傅斯年单独交谈，还赠他一首诗。傅斯年则由于此行的近距离接触，对毛泽东其人有了入微的观察。

访问团在7月5日回到重庆。之后，傅斯年曾数次对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谈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说，在与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他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他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

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怀念傅斯年》〈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是史学家，他所说的“宋江”当然是正史上的“草寇”宋江，而不是通俗章回小说中的“英雄”。

钱穆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在时代剧变中他是其中对共产党有透彻认识又采取一贯反共行动的唯一一位。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生命中的关键一刻。1949年中共军队已经越过长江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来到了去与留的最后关键时刻。当时中央研究院绝大部分的院士都选择留下，他们大多把江山易色看作又一次的政权更迭，而文化总是要有人传承的。

和钱穆同是无锡人的国学大师钱基博挽留钱穆：再等等，再看看，或许新朝代有新气象。

钱穆没有争辩，他只是将一张印着毛泽东写的《渡江布告》的报纸摊在桌上，指着其中的文字“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轻轻问了一句：君治古文辞，请看这篇公告，字里行间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

基博先生不语，他想不到共产党最不想要的正是文化传承；而看不到“大度包容之气象”的钱穆则选择前往香港。离开前，钱穆拜访或写信劝告了所有能见的朋友，如陈寅恪、吕思勉、梁漱溟等等，但他们都没有动。[1]

后来一连串的破四旧、文革运动打击了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和一个个知识分子、文化人。同是史学大家的吕思勉学术自由被剥夺殆尽，于1957年忧闷病逝，且仍然不能幸免于文革，1966年他的墓遭焚“骨灰荡然无存”；坚持独立自由、认为自己远在青山外的陈寅恪，在文革中却被投入炼狱的炉心，且死了30年骨灰都不得入土安葬。

钱穆到了香港创立书院，大力倡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他后续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他坚定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中国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2]钱穆一生对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而中共政权的行径也都在他预料之中。

钱穆也劝告过梁漱溟离开，但梁以帮助共产党认识传统中国为己任留下，在“解放”初期对政治运动提出建言。然而在文革时，梁漱溟也被抄家，尽管他是跟着共产党走的知识分子，依然被戴上“右派”帽子。

1974年，梁漱溟被批为反动分子，后来中共让他入列政协全国委员会，这又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文中明白道出答案：“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许许多多的中国学者、文化人以为自己能发挥一点什么作用，而中共正是利用他们这一点“作用”，去“欺骗一部分人”，透过所有被骗的人，达到“欺骗所有人”的目的。

如果深入DNA的惨痛记忆能被抹去，重新选择，那些受过中共残害的人会改变去留的抉择吗？中共的骗术骗了几世代的几亿人，此情不可再！然而那当下如何不惘然？在危机中保住自己不受骗的人，他们的“幸运”来自对事物细节、对本质的敏锐洞察，来自名利都撼动不了的抉择——生命纯粹的价值。

注释
[1] 钱穆回忆“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
[2]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坚定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他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