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贵州200万人将迁出边远山区，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大规模移民工程，将耗资几十亿美元，被贵州当局宣称是消除极端贫困的“最后攻势”和“唯一途径”。但一些村民说，他们怀疑移民可能与扶贫无关，或只不过是为基建项目清场而已。

《卫报》报导，今年早些时候，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说：“即使修通公路、把饮用水送到门口，为减轻贫困再奋斗50年，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会得到解决。（山区）……几乎不具备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

几十年近两位数的增长，农民工纷纷走向城市，挣钱后寄回家，国家也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资金几十亿美元，这些使数百万人跳出了农村的贫困窘境。但这一切都没能使中国农村总体状况有多大改观，随着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期10年的结束，中国根深蒂固的贫穷、或者说日益严重的城乡贫富差距的警钟正在长鸣。

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城乡贫富差距，从1997年开始算，增大了26%，如果从1985年开始算，则增大了68%。据中共国家统计局资料，去年农村居民的平均年可支配收入是690英镑，城市为2,170英镑。

贫富差距是在贵州省尤为突出，主张移民的政政府官员说，大约1,1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大约有200万处于“持久贫困”状态。

在贵阳机场外，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引导一位拿着购物袋的女子坐进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但往东北部深入到武陵山区，同样是中国却像换了一个天地。被当局称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武陵偏远山区，与高级轿车随处可见的上海或北京等城市相比似乎是两个世界。

坐在篷布为顶的简陋校舍里，龙潭村37岁的代课老师龙庆福（音译）说，搬迁可能不会很快进行，“龙潭需要扶贫，路况很差，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自来水。”他指著身后的木壁，上面有用黄色和粉红色粉笔划拉着教课板书，他说：“我们连黑板都没有。”

龙潭村是约570名苗族人的家，具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尽管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眷恋，许多当地人都准备舍弃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

62岁的龙金华（音译）说：“我们想搬，想去城市体验不同的生活。”她住在拥有200多年历史的祖宅木屋里，照看着2岁的孙女。她说，生活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她期盼着搬迁能有助于她的两个儿子找到妻子。

为了察看一下他们的安置地，龙潭村民不惜长途跋涉远至65英里到松桃苗族自治县，那里的再安置正在进行中。迓架乡的边界路边的宣传标语上写着：“把松桃建设成为扶贫样板区！”

在民族风情街，黎真赜（音译）和他的妻子陈群英（音译）展示了他们的全新二层楼公寓，装修具有城市生活的气息。他们是附近马鞍村人，他们和3个子女于9月份搬到迓架，用政府补助和个人储蓄买下了这处房子。

黎真赜说：“这里比农村好，但没有地种。”他现在没有工作，发愁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外边，一位老年住户在新修的混凝土篮球场上用木耙干燥粮食。

当地党委书记马清馨（音译）说，异地安置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搬迁是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他指着迓架附近正在兴建的为新来的定居人士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园区和锰加工厂说，“生活无非衣食住行，异地安置至少改变了贫困的生活条件，这是比住在山上好多了。”

分析家认为，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解决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被视为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墨尔本大学学者和中国农村专家王耀麟说：“胡锦涛在（制止）贫富差距方面没有什么太大作为，差距仍然巨大，人们感到愤怒，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寄希望于习*近*平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贵州大张旗鼓的扶贫运动声势很大，有人对移民这种所谓最好的解决方式不以为然。有人认为移民会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冷不丁地把他们塞入一个陌生的环境，甚至使村民的境遇变得更糟。

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和移民问题权威景军说：“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大规模人口安置工程，……1949年以来没有一项是非常成功的，当时都想得很美。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工程应该真正地去斟酌，与当地人民充分沟通，但我不认为政府愿意这样做。”

王教授说，这种安置总体说是积极的，被再安置人员的意见和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这是在与人打交道，不是在赶牛或什么其他动物。”如果没有赋予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的技能和机会，只是把人搬迁到新的地方是不够的。他还说，“如果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变，如果财富的分配还存在不均，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将持续（扩大）下去。”

龙潭村孩子们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一无所知，他们已经整装待发，正如他们的父母所期盼的，去迎接一个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的未来。在学校简陋的教师里，一名学生在墙壁上用英文写下了最后的告别语：“再见”。

（责任编辑:张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