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11月21和22日两天，“北约首脑高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北约19国首脑和国防部长都与会。这是911以来，全球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西方国家军政首脑的首次聚会，对于确定北约的新角色、新目标，解决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和摩擦，加强美欧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实际上就在发生变化，主要在于苏联崩溃，欧洲不再有直接的安全威胁，对美国核保护伞的需求意识降低，同时增加了区域整体性意识﹕不愿接受美国作为霸主的主导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要发出更大声音，在全球事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欧洲有和美国潜在争夺影响力的趋势，从而导致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有疏远和分离的倾向。

911事件的突发，在短期内有把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欧洲国家也认知到，这种恐怖袭击下次可能目标就是法国、德国或英国。法国总统希哈克对911表态说“下次可能就是我们”。但很快就有五点因素导致这种“团结”气氛开始消散﹕

1917年后的“欧洲”已死

第一，恐怖份子至今没有袭击欧洲，欧洲对911的体验没有身临其境的美国人那么强烈，同时欧洲人对恐怖份子邪恶和残忍性的认知，也没有美国人那么直接和敏感。因此在谁是恐怖份子，如何对付恐怖份子上，存在心理和现实距离；

第二，美国的军事反恐没有需要北约出兵，而是单独进行。这给了欧洲人更强烈的美国要利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唯一超强地位，实行单边主义，而撇开欧洲，自行其事。欧洲有边缘感、疏远感和主导全球主要事务的无力感。

第三，美国反恐进入第二阶段把军事打击伊拉克作为目标，引起欧洲更大的反弹，因为这和中东问题将纠缠到一起；由于欧洲主要大国都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法国和德国各有300万，英国和意大利各有100万，比利时50万……），他们担忧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政策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第四，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蒙．赛法悌（Simon Serfaty）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的，欧洲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们所熟悉的那个1917年后的欧洲实际上已经死了，出现了一个“新欧洲”。欧洲模型发生了四点变化﹕欧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个单独国家构成，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主要国家（15国）组成了“欧盟”；欧洲建立了统一的货币，这种金融政策形成了它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北约的19个成员国，除美国之外，全部在欧洲，由此形成了欧洲的整体性防御力量；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民主、对世界更有影响力。

第五，北约的地位下降，不像冷战中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北约在1949年成立时仅有12个成员，在冷战中扩大到16个，到1999年时发展到19个（增加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这次北约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将再吸收7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从而使北约扩大到26个成员，达到建立53年以来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成员太多，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美国更愿意和北约的成员形成单独的双边关系。而且18个北约成员国的全部军费开支才是美国这一个国家的一半，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间的军力鸿沟相当大。这也是美国对阿富汗战争没有需要北约参与的原因之一。

在冷战时代，西方是一个整体，面对一个敌人，形成一个联盟，一个战区，一个霸主般的领导者，即美国的单边主义加上欧洲的配合。现在，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北约发展到是20（加俄国），还是26（再增7国），北约都无法再扮演原来在冷战中那种角色。

实力外交，欧洲跟进

从布什政府上台一年半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欧洲的政策来看，美国并没有采取单边主义，而是在坚持保护美国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尽力和欧洲进行沟通。但在“沟通”和“美国原则”发生矛盾而无法协调时，美国基本采取了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没有妥协，例如拒绝签署《全球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了防止全球过热的《京都条约》，拒绝参加国际法庭，拒绝签署禁止地雷条约等等，都显示了美国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时，基本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拒绝做出让步。

这既有美国为了自身原则而无法让步的原因，也有美国利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强地位，推行实力外交的因素。这从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和苏联签署的限制部署导弹防御的《反导弹条约》就可以看出，虽然美国退出前遭到欧洲几乎一致的反对，认为这会导致新的全球军备竞赛，俄国和中共还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等，但一旦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强力推行，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那些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消散，并没有形成像欧洲国家原来预测的那样严重的后遗症等。

因此，美国的实力外交的成功，也在促使美国更倾向于为了原则和国家利益而不惜和欧洲出现分歧，单边做出决定。这次美国准备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也是这样，一旦布什政府下定决心推行这个政策，最后欧洲国家仍可能跟进，而不是杯葛到底。

欧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欧洲所以最后会选择“跟进”，而不是杯葛美国到底，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毕竟在根本价值观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并有合作的历史、基础和架构；

其次，如果欧洲真的想抗衡美国的话，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实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整个欧盟15国的社会生产力加起来才比美国多一点。据去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引述的数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是99,630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

另外，正因为美国有强大的经济，才有实力保持强大的军力。虽然北约19个成员国有18个在欧洲，但这18国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52％。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员迈克．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最近发表的论文，欧洲投入军力项目的能力和从本土调动军队的运输与行动能力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欧盟国家的全部军队有250万人，正好是美国的一倍，但军费开支却是美国的一半；而且在2003年，将会少于一半（美国将接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是1,500亿美元）

最后，从波斯尼亚、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虽然北约在欧洲的18个成员国的任何一国的军事实力都大于南斯拉夫，但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英国、法国或德国）对波斯尼亚、科索沃采取行动，直到美国进行干预，他们才跟进。没有美国的领导角色，欧洲难以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高峰会，美国将摊牌

虽然美国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前优势，但由于反恐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传统战争，它涉及的范围广泛，需要全球国家的合作，美国无法疏远欧洲、自己单独进行而取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布什总统亲自参加北约高峰会议，仍是在寻求平衡外交，争取欧洲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六月下旬，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德国柏林的“政治军事研究所”（PMG）联合召开了探讨美国和欧洲关系的研讨会，与会发言的九位美国、英国、德国的知名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鸿沟和分歧。欧洲应该认识到这种鸿沟对世界安全不利，必须采取措施弥补。其中以德国学者阿斯玛思（Ronald D. Asmus）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目前把军事反恐列为政策优先和全球战略目标，欧洲必须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应该成为欧洲的目标。因为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欧洲，恐怖主义不仅对美国，也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是现实的、紧迫的，致命的。欧洲应该和美国联手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就像冷战时联手对付斯大林一样。欧洲如果把反恐视为美国自己的事情，那是短视的。北约成员国应提高军费，加入美国的全球反恐联盟之中；使北约走出欧洲，成为美国执行“世界警察”角色、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行动中的并肩伙伴。

从欧洲的反应来看，欧洲对这种角色的认知不是那么清晰，对扮演这种角色也不是那么情愿。主要原因在于，除了欧洲并不像美国那样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强烈感觉和深刻认知，另外说不出口的理由是，欧洲主要国家想保存实力，不愿增加军费，而把保护世界安全的责任推给美国独立承担。在不愿当“参与者”的同时，还想扮演“仲裁者”，来获得道德高地。

这次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以及今年底将召开的欧盟年会，实际上将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一次“摊牌”﹕要么欧洲像冷战时配合美国对抗共产主义一样，成为战略伙伴；要么就是美国独立承担，欧洲“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因为从阿富汗战争来看，美国根本不需要欧洲或北约出兵，自己完全可单独完成。

上述美国和德国研究所的讨论会，基本调子是强调欧洲要破除本位主义和私心，破除对恐怖主义和伊拉克萨达姆等邪恶势力的浪漫情怀，和美国再次真正联手，建立大西洋两岸安全关系的新架构。

北约高峰会议，以及年底的欧盟年会，可能会有助于缓解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紧张关系，为促使欧盟和美国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但由于上述大西洋两岸疏远的五个因素的存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今后仍将存在相当的变数，双方都可能要踩钢丝，在凝聚和分歧中，平衡、谨慎地向前走；在争吵中继续保持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婚姻”。

（原载《动向》2002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