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03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arles Davis撰文／信宇编译）两位外交官在同一次会议上说出“一个中国”（one China）这句话，其含义却可能截然不同。一位是在强调不容谈判的主权主张，另一位则是在保持模糊性，以避免直接支持这个主张。从理论上讲，这种区别成立；但在实践中，这种区别正在消失。
这种侵蚀并非偶然。
当今台湾问题紧张局势的核心在于一种蓄意的混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one China principle）与其它国家“一个中国”（one China）政策之间的冲突。
北京的原则非常明确。它宣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立场根植于官方理论，并在国家政策文件中反复得到重申。
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个中国”（one China）政策承认北京的立场，但并不认可。华盛顿依据《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简称TRA，1979）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从而使台湾主权问题悬而未决。分析人士一再强调，这种模糊性是刻意为之，旨在维护稳定，而非解决主权问题。中共的目标则是消除这种模糊性——并非通过改写他国政策，而是通过改变他国行为。
最终呈现的并非语义之争，而是一种在不正式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强制推行某种解释的策略。这种现象被称为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一种隐蔽的心理操纵和情感虐待形式，操纵者通过持续的否定、欺骗和歪曲事实，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判断力或理智，从而剥夺受害者的自信，实现精神控制。该词源自美国经典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1944）。这种策略无需说服各国政府台湾缺乏合法性，而是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现有机构，使其认为仿佛该问题已成定局。重复、程序强化和官僚惯性逐渐将原本存在争议的主张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既定认知。
这项努力的核心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该决议涉及一个狭窄的问题：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正如法律和政策分析普遍承认的那样，它并未确定台湾的主权或界定其政治地位。然而，北京方面提出了一种更广泛的解释，并努力将其融入资格认证规则、参会标准和外交规范中。这就是模糊性如何转化为强制执行的。
原则与政策界限的模糊化已成为制度行为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国际组织往往将台湾的参与视为一个“技术性”（technical）问题。实际上，这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官僚程序导致一些国家被不恰当地排除在全球机构之外，包括那些管理卫生和航空事务的机构。
2024年初，在筹备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简称WHA）期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秘书处援引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将台湾排除在观察员之外，尽管该决议并未提及台湾的地位。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正式提出反对，认为秘书处实际上是采纳了北京的解释，而非世卫组织自身的法律授权。英国路透社（Reuters）题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不邀请台湾参加年度大会”（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untries don't invite Taiwan to annual assembly，5/19/2025）的报导记录了这些反对意见，以及对滥用第2758号决议日益高涨的抵制情绪。
这个事件表明，中共政权如何利用既有制度惯例，以及各国政府如何开始反击这些行为。“一个中国”框架并非基于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而是作为一种倍受争议的政治规范，通过实践来强制执行。当每一项决定都看似程序性决策时，其结果却殊途同归：台湾在国际舞台上被边缘化。
发生改变的并非根本争端本身，而是各国政府质疑争端执行方式的意愿。近期政策讨论和立法行动日益强调，第2758号决议并未解决台湾主权问题，也不应被用来将台湾排除在国际参与之外。这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共政权歪曲了长期存在的模糊地带，并将其用于服务北京的政治目的。
即使在美国的政策讨论中，官员和分析人士也反复强调，“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原则截然不同，并不涉及主权问题。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它针对的是机制本身，而不仅仅是言辞。精神操控依赖于重复和被动服从。当相关机构公开、明确地阐明中国希望强制执行的主张的界限时，这种操控就会减弱。
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认为，保持模糊性对稳定至关重要。人们担心，公开挑战北京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局势升级，并破坏外交接触——“我们不能得罪中共”。
这种逻辑源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最初设计，该政策允许各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北京，同时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并避免在主权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
但是这种逻辑的前提就是，歧义始终处于相互制约的状态。然而在实践中，一方系统性地将自己的解读武器化，而另一方则选择不予回应。当歧义成为一种不对称的政治最终目标时，它便不再稳定。
问题不再是北京是否会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它当然会继续坚持。问题在于各国和各机构是否会继续将这个原则落实到实处，如同落实到自身政策一般。
重申这个区别需要的不仅仅是清晰的言辞，还需要制度纪律——确保程序反映的是政府实际达成的共识，而不是通过施压和反复强调而形成的主张。
我们不必放弃现有的外交框架；我们只需要坚持执行其限制。
因为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北京的立场被公开表态，而在于它被付诸实施——悄无声息、习以为常且未经承认。这样，一项倍受争议的主张就变成了现实。
作者简介：
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是美军退伍军人和具有情报背景的讲师。他获得的军事奖项包括：两枚铜星奖章（BSM）、国防部军功奖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两枚荣誉奖章（MSM）、北约服役奖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参战奖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参战奖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勋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勋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When ‘One China’ Becomes a Script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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