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本介绍美国独立史的书里，都有这个故事。

一七七六年八月，费城，五十六位代表在《独立宣言》的羊皮纸上依次签名。轮到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时，他提起鹅毛笔，用尽全力，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又大又粗，字迹几乎占据了整张纸的中央位置。签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

“好了，我想英王陛下不用戴眼镜也能看清楚这个名字了。”

这个故事流传了两百五十年，出现在无数的教科书、演讲和励志文章里，成为美国独立精神最生动的象征之一。

如今，如果你在美国生活，有一天朋友递给你一份文件，笑着说：“Put your John Hancock on it”——他不是在叫你找一个叫约翰・汉考克的人来签名，他是在用一个两百五十年前的名字，叫你在此亲笔签上自己的大名。

在美国英语里，“John Hancock”已经成了“亲笔签名”的代名词。

真实的汉考克故事，比那个签名更好看。

约翰・汉考克，一七三七年生于麻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Braintree），与约翰・亚当斯是儿时玩伴——他们的家庭住得很近，从小一起长大。

他七岁丧父，被送往波士顿，由经营船运贸易的伯父汤玛斯・汉考克（Thomas Hancock）收养。伯父没有子嗣，把汉考克当作亲生儿子培养，让他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毕业后带他学习商业经营。

一七六一年，汉考克跟随伯父前往伦敦，亲眼目睹了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同一个他后来签名宣告独立的国王，他曾在人群中仰望过他的登基。

一七六四年，伯父去世，二十七岁的汉考克从伯父那里继承了庞大的家业——一家利润丰厚的商业公司，在美国革命之前，他是波士顿首富和北美十三州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他衣着华丽，在波士顿街头格外醒目。他喜欢慷慨解囊，把大量财富捐给地方慈善事业。他的马车是波士顿最豪华的，他的宅邸是比肯山（Beacon Hill）上最显眼的建筑之一。

然后，那场引发北美独立战争的英国征税开始了。

一七六五年，英国颁布《印花税法》（Stamp Act），对殖民地的各种文件、报纸和商业合约征税。殖民地商人群情激愤，汉考克也在其中。

他的愤怒有双重性质：一部分是原则上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席位，凭什么被英国征税？“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个口号，在汉考克心里引起了真实的共鸣。另一部分则是利益上的——他的船运生意高度依赖贸易，任何增加成本的新税都直接冲击他的财富。

他开始资助“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那个由波士顿知名政治家山缪・亚当斯（Samuel Adams）领导的激进组织——汉考克的政治生涯正是从山缪・亚当斯的门生起步的。他用自己的财富，为革命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后勤支援。

为了报复，一七六八年，英国海关扣押了他的商船“自由号”（Liberty），指控他走私马德拉葡萄酒（Madeira wine）以逃避关税。案件在波士顿引发了骚动，群众冲击了海关官员的住宅。汉考克被起诉，后来在辩护律师约翰・亚当斯的协助下脱罪——从那时候起，汉考克和亚当斯从儿时玩伴变成了政治盟友。

“自由号”事件让汉考克成为殖民地反英情绪的象征人物。他的名字出现在英国官员的报告里，被列为“危险煽动者”。

一七七五年四月，英军奉命逮捕了约翰・汉考克和山缪・亚当斯，而这正是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Battles of Lexington and Concord）爆发的直接导火线之一——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那次著名的午夜马上狂奔，目的之一就是警告汉考克（和民兵）英军正在逼近。

一场革命的起点，与一个商人被追缉的命运深深纠缠在一起。

一七七五年五月，第二届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在费城召开，汉考克被选为主席，这让他成为革命政府的最高象征性领袖。

但事实上，会议刚召开时，绝大多数代表根本不想独立，他们只想和英王谈判，会议开开停停，进展的很不顺利。

到了8月1日，大陆会议决定暂时休会，汉考克抓住这个机会，迎娶了他的未婚妻多萝西・昆西（Dorothy Quincy）。

大陆会议与1775年秋天复会，各方在经历了无休止的争吵和利益拉锯后，最终达成一致，于1776年7月4日签署《独立宣言》。作为主席，汉考克在《独立宣言》的羊皮纸誊本上第一个签名，位置在文件的正中央，字迹宽大流畅，占据了远比其他任何人都显眼的位置。

在那份羊皮纸上签名，不只是表态支持独立。那是一份叛国书。如果革命失败，如果英军重新控制了北美，那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绞刑架上的死亡判决。富兰克林在签名前说的那句话——“我们现在必须团结在一起，否则将各自被单独绞死”——不是玩笑，是事实。

汉考克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他把自己庞大的财富都押在了革命成功的赌注上。他的名字在英国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他的头上有悬赏。如果被英军抓获，他几乎肯定会被处决。

一个可以在波士顿过着最舒适生活的人，选择了把这一切都赌进去。

独立战争期间，汉考克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军事指挥职位。他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有资格指挥大陆军的一支重要部队。

但华盛顿没有给他。

他后来确实指挥过一次军事行动——一七七八年的罗德岛战役（Battle of Rhode Island），但那次行动不算成功，汉考克在关键时刻撤退，引发了批评。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他的商业才能和政治才能。

一七八〇年，他卸任大陆会议主席，回到故乡麻萨诸塞州。同年，他当选麻萨诸塞州第一任州长，此后多次连任，成为麻萨诸塞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一七八八年，麻萨诸塞州就是否批准新宪法举行辩论，汉考克的态度至关重要——麻萨诸塞是举足轻重的大州，它的批准对宪法能否生效影响极大。汉考克起初态度暧昧，后来在麦迪逊和其他联邦派人士的说服下，转而支持批准，并在辩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宪法》得以在麻萨诸塞通过，汉考克居功不小。

然而在所有建国者的名单里，他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甚至被遗忘。杰佛逊的文采、汉弥尔顿的思想、华盛顿的威望——这些东西，汉考克都没有。他有的是财富、人脉、一种与生俱来的舞台感，以及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自己的名字和财富押上去的勇气。

一七九三年十月，汉考克在波士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他的葬礼是麻萨诸塞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葬礼之一，两万人走上街头，为他送行。

真实的汉考克，比传说更复杂。他爱出风头，有时虚荣，军事上平庸，政治上有时摇摆。但他在一七七六年把自己庞大的财富和性命都押在了一个还不知道能否成功的革命上，用那个大大的名字，站在了五十五个同样在赌命的人前面。

那个签名是不是真的很大？是的。但比尺幅更大的，是他把一身的富贵、后半生的性命身家，连同整座比肯山上的豪宅，一并压进了那几道鹅毛笔划出来的墨痕里。＠＊

〈自由的缔造者〉系列将陆续推出，下一篇：那个把愤怒变成革命的人——山缪·亚当斯（Samuel Adams）。

（点阅【自由的缔造者】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