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赤马红羊劫真有其事？（2）东汉光武帝“止戈之武”】

东汉一朝的历史，逢上了三次赤马红羊年，本文内容讲的是其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赤马红羊年。

甲、汉殇帝延平元年 丙午年：

延平元年丙午年（106年）是东汉多忧多灾之年：从去年底跨今年，在一年之内两位皇帝驾崩、灾异频传，同时朝廷体制也出现了异象——邓太后临朝，直到逝世在位二十年。

元兴元年，和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病，而其他诸皇子前后十数人夭折。和熹邓皇后于是迎立才生下百日的殇帝，并亲自临朝听政。殇帝于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位，次年改元为延平元年。

延平元年有密集的灾与变：五月，河东垣山崩；六月，三十七郡国有雨水患；八月，才上位不到一年的殇帝骤然崩逝，成了史上寿命最短的皇帝；九月，有陨石坠落在陈留；冬天，大水，雨雹。

殇帝去世后，邓太后决定迎接清河王的儿子祜（章帝之孙）入宫即位，为孝安帝，邓太后仍然亲自临朝。

因为和帝、殇帝接连去世，百姓劳役十分辛苦，所以邓太后决定将殇帝康陵墓中的秘藏和各种工程，都一一减省，只留下原来计划工程的十分之一，并下诏征举隐逸之才、选博士。

乙、汉安帝永初元年 丁未年：

永初元年丁未年（107年），这个红羊年的灾、变也很多：春三月有日食；六月，河东地陷，西羌诸族复叛，其后西羌乱汉连十余年；冬天有地震（郡国十八地震）、大水、大风雨雹。

是时邓太后摄政专事，李固（后来任职三公）说：“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邓太后）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阴不静），故应以震动。”

邓太后下诏：外戚家的“亲属犯罪，无所假贷”。之前皇后阴氏因罪被和帝所废，当时阴氏已亡，太后宽怜其徙众，赦免他们归乡，并归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另一方面，朝廷作风也出现了异常，败坏德政：因灾异屡降、贼乱纷至免去太尉徐防官职；因为雨水成灾免去了司空勤的官职，希望借此消弭天灾异象。这完全不同于东汉中兴皇帝光武帝的“罪己”，而是在历史上首开其端的“罪人”——“找人替罪”政策，其后竟成了东汉皇室惯例。历史家叹：“夏、商之兴，以罪己而兴；夏、商之亡，以罪人而亡。”

甲、东汉桓帝延熹九年丙午年

延熹九年（166年）正月辛卯朔日食，这是赤马年逢元旦日食，天象示警！的确，这是在东汉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有影响既深又远的大动荡发生，那就是“党锢之祸”——宦官干政弄权，暴滥用刑，朝纲大败；太学生清流名贤因而挺身出来批判，反遭奸宦构陷，被捕入狱者数百人。“党锢之祸”，导致朝中贤良尽失，东汉的气数尽矣。

延熹九年，宦官诬告士大夫“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大量忠臣被虚伪的奸臣贼子所诬告、冤枉。桓帝不明究理，大为震怒，下令逮捕了校尉李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清流名贤二百多人。

在这一年里灾异频发，春夏有霜、雹、大雨、雷电。《后汉书》说这是“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善长天文阴阳之术的襄楷（字公矩）上谏书：“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乙、东汉桓帝永康元年丁未年

永康元年六月（167年），汉桓帝因为延熹九年的政治风暴和种种乱象，决定改元为“永康”，希望能带来长治久安。但是，桓帝相信了宦官的谗言，将东汉的名贤，一网打尽。

清流名贤范滂慷慨仰天，在监狱中对桓帝的遣使中常侍王甫说：“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被处死且陈尸示众的刑罚）。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汉书‧党锢列传》）

永康元年六月，汉桓帝在大赦天下的同时，接受了外戚窦武的劝谏，释放了前一年被捕的李膺、陈蕃等二百多名“党人”，不过依然将他们终身禁锢，不准做官。第一次党锢之祸暂时落幕。

孟子有言：“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党祸既起，名贤被打尽，国则空虚，东汉之亡没也不远矣。襄楷指出灾异的根源，实在是因为朝政失德、政治败坏所造成的。

在东汉中、后期这前后两次赤马红羊年中，可以见到“以罪人而亡”以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的肇因，赤马红羊年的赤马红羊劫并非凭空而降！＠*#

资料来源：《丙丁龟鉴》《后汉书》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