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日讯】在美国要以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西方舆论有分歧之际，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也连署了反战信。这封信迅速被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被称为拉登的御用媒体）播出，该台特意说明这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封反战信到底在中国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看到报道说，有好几位“署名者”已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名字被盗用，他们根本没有参与签名（例如作家丁东、谢泳，山东师大教授王玮等十几人）。在这封反战信上署名的有诗人北岛，并没有看到他出来否认签名。如果北岛的名字不是被冒用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从北岛回国后的表现来看，他完全可能签这种名。

原名赵振开的北岛当年以组办非官方刊物《今天》，发表具反叛性的诗歌而闻名，以北岛当时写的“回答”为代表。他的名句是代着反抗激情的“我—不—相—信”。北岛的诗强调向往自由者要站起来，不要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而挡住自由的风。这个时候的北岛，对追求艺术自由的一代中国青年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北岛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仍有争论，例如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在给北岛诗集写的序中对《回答》这样评价﹕“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北岛写出诗就先送到马悦然那儿

八十年代后期，北岛出国了，一直到几个月前返回中国，他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北岛出国后写的诗没有长进，“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北岛的诗之所以连早期的反叛激情都没有了，很大原因在于他把创作目标定为“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说，他翻译了北岛所有的诗，北岛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他那儿，让他译成瑞典文（而不是出版给中文读者看）。北岛曾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诗人说，写作时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汉学家翻译的意像。

北岛为获诺贝尔文学奖，曾住在瑞典游说。虽然马悦然一直把北岛列为推选首位，但有些评委就是不喜欢北岛。虽然北岛信心满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任人皆知，我曾听他亲口说诺奖公布之前，总有一群记者等着采访他。结果没想到让高行健撞上了大运，北岛的诺奖梦破灭。

熟悉瑞典文学院作业的人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某国作家之后，一般在五年甚至十年内不会再给同一国家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诺贝尔照顾奖”。可想而知高行健得奖对北岛的打击。一位旅居瑞典的中国人当时还特意给在美国的北岛女友打电话，让她劝北岛要想开，别寻短见。

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什么程度？

得不到诺奖基本成了定局之后，十几年来一直以“异议中国诗人”身份在海外谋生的北岛决定回国了。当然，无论从怀念故土、和家人团聚等任何理由，北岛选择返回中国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得不到奖马上就打道回国，不再做“回不了国的异议作家”的举动太招眼了点。北岛更招眼的行为是，他在回到中国再来美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人权”，不再担任这个经常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组织的理事。北岛要回国、要退出这个组织都是他的权利；但他采取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明显是要做给中共看；公开明确表示他和异议运动“划清界限”。

近年从各种报道和周围朋友的经验得知，所有被视为异议份子的人回国，几乎全都被中共当局要求写悔过书，还得表示不再从事异议活动等。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另一位理事郭罗基曾撰文说，他提出回国要求后，纽约中共领馆逼他写“认识”，他连写了三次，都被指为“不深刻”，最后他愤怒地不再写了。可想而知，北岛这位比郭罗基更高调地参与过异议活动的“中国人权”理事，起码会遭到类似郭罗基的待遇，只是人们不知道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了什么程度，才获得了“通过”。

“狗熊所见略同”

北岛回到北京后，很快就采取了“徐刚模式”。六四屠杀后以“民运精英”身份逃亡法国的大陆诗人徐刚，后来得到中共“宽大处理”回国。他回到北京后，给《人民文学》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梦巴黎”，把曾给他“政治庇护”、经济补助的法国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以此取悦中共当局。徐刚在文中说，他和法国流浪汉们一起聊天抨击法国。但知情者指出，徐刚直到回国时还不会一点法语，而法国土生土长的的流浪汉们怎么会中文？这种“对话”本身就像编造的。

就徐刚等人以给中共写悔过信的方式而乞求政府宽大，得以回国的行为，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长文抨击。构成难以置信的讽刺意味的是，北岛曾在电话里对我这篇文章高度赞赏，并跟我谈起他对靠写悔过书等回国行为的不齿。这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北岛在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人权”之前，是怎么悔过才得到了中共的宽大，人们暂时还不清楚，但另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北岛和徐刚一样，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官方《读书》杂志（2002年5月号）发表了题为“纽约变奏”的文章抨击美国。纽约在北岛的眼里，“黑鸟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铁，“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 并借用别人的口说，“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北岛在文中还引述一位所谓中国画家的话说，他和纽约流浪汉们游行抗议时，遭到纽约警察镇压，警方使用马队冲进游行队伍，“警察抡起警棍”欧打。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每天看《纽约时报》，还从来没见到警察可以使用马队冲进示威人群随意欧打践踏的新闻，因为如果警方敢这样做，不仅会导致示威者受伤或致死，会被大小报纸报道、抨击，而且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纽约在这位“诗人”笔下，完全是个地狱。北岛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机的话，都是大骂美国。土耳其的司机说“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而对没有骂美国的塞尔维亚司机，北岛则描述说，“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唯一让北岛感到满意的是，他遇到了原和他一起在北京办星星画展的一位画家，这位画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纪相差没几天。”

美国像法国等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当然有它的社会问题和黑暗面，但北岛和徐刚一样，悔过后回到北京，就写文章抨击曾给过他们资助、庇护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客观评价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明显是要做给中共当权者看，邀得独裁者欢心。据知情人披露，中共左将刘白羽当年接到徐刚的稿子后，临时把已编发的其他文稿撤下，换上徐刚的抨击法国之作，可见“狗熊所见略同”。目前已被左派掌控的《读书》杂志这么快地发表“回到党的怀抱”的北岛文章，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异议作家中“讨钱专业户”

北岛当年出国时强调，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以“异议作家”的头衔，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游走、游说。虽然十多年来从没写出什么像样东西，却获得了十几个西方基金会和大学的经济资助，是海外异议作家中最大的“讨钱专业户”之一。北岛的成功讨钱、失败得奖，已经成为海外“异议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人们隔三差五总能听到那些没有作品出产的“作家、诗人” 得到某某基金会的“写作基金”。

英国作家奈保尔曾蔑视地说﹕“那些基金会的钱是给那些二流者们、那些玩艺术的人们的。”“永远不要接受基金会的钱，它会毁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钱都有绳索套住你……文学基金、奖金或任何不劳而获的金钱都不能促使你创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福克纳则在更早就说过﹕“我从未听说由于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于写作，无暇顾及。”而以北岛为代表的所谓海外中国作家们大概清楚自己不是好的作家，所以只有把写“申请基金报告”作为他们的主要写作任务。

北岛和张艺谋都歌颂杀人魔王

北岛在回国时宣称，他厌倦了政治（大概没有了得诺奖的可能，再以异议诗人名义讨资助困难了）。北岛当然有权选择从事或放弃政治，但不可思议的是，北岛这样宣称之后不到几个月就和欧洲的左派作家们一起组团到巴勒斯坦慰问、支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原是个恐怖份子，幕后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到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时，他已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现在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烈士旅”，仍是公开的恐怖组织，曾多次派人用自杀炸弹谋杀以色列平民（包括当地中国民工）。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连续当了34年，独揽大权，从不进行民主选举。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拉法特把大笔公款转到巴黎个人名下，涉嫌贪污四亿多美元，供他在法国的白人妻子挥霍（阿拉法特的妻女一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

对这样的独裁者，北岛却当着他的面恭维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岛童年的时代，正是阿拉法特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时代。北岛这样谄媚阿拉法特，和张艺谋歌颂秦始皇一样，都是典型的价值颠倒，视个体生命如草芥，把杀人魔王当“英雄”。

北岛在去慰问支持阿拉法特时发表宣言说，“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这次又在他们的反战信中指控美国“滥杀平民”。美国什么时候、在哪里“滥杀”平民了？！北岛们什么时候谴责过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那种真正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据《纽约时报》1月26日“侯赛因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1,000多科威特人。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平民被杀害，仅在1998年萨达姆就使用生化武器一次毒死了5,000多库德人，怎么没有看到北岛和他的反战伙伴们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

做权力者的宠物，博主人欢心

北岛等人在对待中国人民被屠杀和迫害上更是持双重标准。江泽民政权逮捕异议人士（迄今关押150多有名有姓的异议人士），镇压法轮功（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有1,600多多法轮功学员被关押，340多人被迫害致死），连北京师范大学年仅22岁的女学生刘荻在网络上发表几篇读书感想也遭北京公安局逮捕，至今关在狱中，面对这些暴行，这样野蛮的独裁政府，北岛和他的反战战友们怎么不发出“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的抗议之声？

北岛们的反战信说穿了，就是因为它附合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变相向政府献媚而已，即大陆青年作家余杰所说的“宠物化”，做权力者的宠物，获得主人的欢心。

但北岛和签名信上那些从来都是官方学者的“何新们”不同，他早年开始写诗时，选择的是挑战文化专制、向往自由的道路；和当年那一代名声雀起的作家诗人们一样，并不是由于作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作品今天已无人问津本身已说明问题），而是靠“异议”起家。但为什么短短二十多年，北岛就和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驰，在海外走了一大圈，最后回到党的怀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这个答案恐怕得读者们自己寻找了。

（原载《开放》2003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