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日讯】那一天是法国人的嘉华年。八月十五日，巴黎隆重纪念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六十周年。一系列激情四射的活动，如重现当年人民夹道欢迎的入城仪式，大型演出、阅兵授勋、诗歌图片展览以及为死者鸣钟仪式，把人们带回到六十年前重获自由的狂欢时刻。

就在法国人自豪欢庆的时刻，英国和瑞典的一些学者却毫不客气地，撰文揭露巴黎文化界在纳粹时期不光彩的历史，质疑法国人的诚实和道德，指责法国人采用谎言来掩盖真相，只把光环集中在英雄史诗般的时刻－－1945年8月的解放，而使人们忘却真实发生过的一切。

黑暗时期的文化出奇繁荣

瑞典作家劳斯－艾里松在《黑暗时期》一文里，不以为然地说：“法国人有什么可大事庆祝的？”劳斯研究巴黎在纳粹占领的四年历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那个被认为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巴黎的文化生活却出乎意料地繁荣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令法国人烦恼的老问题：为什么在那黑暗的年代，法国的文化能够继续繁荣？他们的文化界是否进行过抵抗？

劳斯分析说，德国人占领巴黎后，成功地执行了让文化部门一切照常运作、以之为纳粹效劳的政策。凡是承认德国占领当局的文化人，都得到好处。而那些拒绝妥协的人却只有三个选择：流亡、沉默和潜入地下活动。

当时巴黎文化繁荣的盛况，可以从书籍出版、戏剧和音乐等各方面表现出来。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如伽利玛出版社，连同它的一批数量可观的作者，都选择了和纳粹当局合作，因此获得足够的纸张供应。在四年中，其出版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在占领时期，巴黎有四百多个戏剧在剧院照常上演，其中包括萨特的《苍蝇》《关闭的门》，甚至一批新出道的作家，在德国检查制度的承认下，开始他们的写作前途。有二百多个长影片在电影院上演，观众数目上升。甚至音乐生活也繁荣起来。音乐这种德国人欣赏的文化形式，也吸引了法国人。德国优秀的乐队指挥家和歌唱家，陆续来到巴黎，举办一连串的音乐会，在法国颇受欢迎。德、法两国的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友好交往。

早在几年前，英国历史学者尤尼亚－杰克逊就出版了《法国：黑暗年代 1940－1944》一书，指控法国在投降纳粹之后，自己苟且偷安，把战争留给英国及其同盟者。

与纳粹“知识合作”的本质

曾经被纳粹狂轰烂炸仍然坚守不屈的英国人，他们责备法国人的屈膝投降，是可以理解的。在二战时期为中立国的瑞典，曾经让希特勒使用铁路运输军队，在战后对此进行了反省和自责。所以瑞典人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不肯反省自己？

其实也有反省的法国人。七十年代时，有一位法国作家出版了一本叫做《四千万个维希主义者》的书，指出当时除了极少数抵抗者之外，几乎全部法国人都支持一个投降纳粹的傀儡政府－－维希政权。

这样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灵魂的不光彩事实，没有那一届法国政府敢于公开承认。多年来，他们惯于用两种方法来掩盖耻辱，一是宣扬只有当时流亡英国的戴高乐才代表法国精神，二是称赞维希政权的屈膝投降给法国带来的好处，并把卖国贼贝当描绘成一个仁慈的、爱国的老人，说他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灾难而采取了独特的方式。

升斗小民主要考虑养家活口，他们随命运沉浮，不太在乎谁统治他们。历届法国政府要考虑民族的团结，他们不能清算与纳粹苟且的大众－－“四千万维希主义者”。那么知识份子呢，作为一个民族的精英，他们怎么能不顾丧权辱国的耻辱，去和占领当局进行“知识合作”，至今仍不肯做深刻反思呢？这是英国和瑞典的学者最不能原谅的。

实际上，极少数正直的法国知识份子如著名作家纪德，早就看透“知识合作”的本质，在他们看来，一个作家，评论家或艺术家，在当时法国沦陷的不正常情况下，如果出力去营造一种一切正常的气氛，那便是为纳粹侵略势力和贝当政权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也是对抵抗活动的背叛。这样，德国人就能顺利地遏制或镇压公开的反对活动，使法国变成德国的基地和后方。

从道德上看，如果作家为一个排斥犹太人的杂志写稿，那就强化了占领当局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因此，一些反对纳粹的法国知识份子，不仅很早就拒绝为那些宣扬纳粹意识形态的刊物写稿，而且拒绝给所有屈从于当局检查制度的报刊写稿。于是这些作家艺术家不是逃跑，便是留在巴黎选择沉默。例如，画家毕加索宁肯不开画展，不出画册，不卖作品，也不到德国占领军的文化机关去登记申请，他因此得不到汽油配给和暖气供应。

在那四年里，巴黎文化界既有积极抵抗和慷慨就义，也有羞耻，屈辱，背叛，机会主义，以及与侵略者苟合。从最污秽的到最英勇的行为，所有的因素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研究者认为，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人们的判断不能非黑即白，而要注意到那是一片灰色的阴影。正如西蒙娜－波伏瓦在其回忆录描绘的勒弗洛咖啡馆的群像，那里抵抗分子和法奸混在一起喝酒。

探究历史更是探究人性

对于我，一个持旁观者身份的中国人，在欧洲人探究这一段历史问题时，更有兴趣观察人性在历史中的表现。

在德法战争爆发之初，年轻的加缪就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法国打的却是战争史上的一场“奇怪的战争”－－不开火的静坐战。其时，苏联犹太作家爱伦堡正旅居法国，他目击了法国的沦陷，对法国不抵抗的“假战争”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考虑是否自杀。

为什么法国人不愿抵抗？这里有各方面的因素。除了人的贪生怕死本性之外，德、法两国的极右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也是一个原因。早在1934年，法兰西行动党、火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就挑起过一次暴动，极右派和反犹组织企图夺取政权。当时，法国很有可能追随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法国共产党本来是站在反纳粹前列的，但由于斯大林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亲苏的法共，面对“斯大林的朋友”进军巴黎，除了震惊就是不知所措。因此，在1940年6月德军入侵，法国军队不战而降之时，法共和左派陷入了严重的瘫痪状态，他们被迫咽下斯大林给的这一剂苦药。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的极右派则欢迎德军到来，他们和德国人一起排犹。从左派、右派各方面的状况，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当时的法国在整体上缺乏战斗意志。

巴黎文化界的男男女女在战时的表现，反映了所有法国人道德上的含糊性。被视为道德主义者的地下抵抗战士、后来的诺奖作家加缪，对占领时期的腐败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加缪认为，早在战前，法国的一些报刊就出于对金钱的欲望和对崇高事物的冷漠，“煽起某种轻浮少女的感觉”，随心所欲地平庸而不可一世。享乐主义削弱了法国人的道德，以致使报刊成了卖国求荣的工具。

这种国家沦陷中的道德沦落甚至发展到令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一段历史资料片展示了这样一个镜头，当盟军从诺曼地登陆去解放法国时，德国人抓了一批被俘虏的盟军战士游街，当地一些法国民众却站在德军一边，肆意谩骂、侮辱和殴打被俘的盟军战士。

这就告诉所有想要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人性的卑微和背叛，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发生。在法国人按照习惯只庆祝历史上光辉时刻之时，这些旧伤疤的揭露，给我们以更深沉的另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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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0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