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孫家花園監獄(14)

（八）第一次上訴(2)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邊發呆，一點沒注意周圍人怎麼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還沒有痊癒，看看面前的五個垂危病人，會將我隨口說出的傷心話，當作「反革命言論」寫進了我的檔案裡，就覺得這病房太悶，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我開始收拾我的用具，除了一個碗，一張舊洗臉帕，一把牙刷和漱盅以及內衣內褲，我什麼也無須收拾。

鄰床的病人見我這般反常舉動，向我問道：「要出院了吧？」我點點頭。其實這些天同這裡的人相處得蠻不錯。在病號中比較起來，我是病情最輕，年紀最小的，平時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總是樂意為他們端水倒尿，表面看大家對我挺客氣，但此時我的心中像塞著一塊異物，看著他們一個個瘦得皮包骨頭，生命危在旦夕的骷髏腦袋裡真不知在想什麼？

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帶著我打好的小布包，跟著醫院的一名幹事歸隊去了。我的病真的沒有好，一路上咳嗽不止。

回到一中隊以後，我就再沒有回到我的銑刨車間那塊劃線平板上去，而是又回到了一中隊的反省組。進反省組的第二天，年輕的姜幹事責令紅袖套方伯非，督促我必需在三天內寫好檢查。然而我該怎麼寫這檢查？我說：「死人不食人間煙火錯在那裡，又傷及政權的那一根毫毛？說帶吊命糧去見閻王爺不是事實麼？又攻擊了誰？監房能否鎖得了人的遊魂？我不知道。人死了當然不會再為飢餓而煩惱！我所說的錯在哪裡？」

生活教育了我，就像活生生的現實教育了成千上萬過去迷信過中共的人，能抗拒這種教育嗎？難道在用一種無可奈何的自嘲，來對死去的人說這番話，就叫新的犯罪而必須交待麼？

在醫院大門口投的那一封上訴信，肯定是收到了，屈指算來從五八年反右戴帽至今已糊里糊塗的過了四年多，是不是所有中共的冤獄都這樣糊裡糊途將人屈打後，胡亂扣上帽子呢？

然而，我在四年來，遭受的奴隸般的折磨和飢餓，同這一塊土地上一連串的悲劇竟有機的粘合在一起。

從此我一口咬定法庭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製造冤案，以此公開回答獄方。於是我在獄方責令我寫檢查的紙上，寫了第二封「上訴」，這一次不是投在郵筒內，而是面對面的交給了那位姜幹事。

差不多在以後的日子裡，凡是我因觸犯「監規」而被責令寫檢查時，我的「檢查交待」，都是這個樣子。在這些材料中我痛罵重慶法院，我知道這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對我加重懲罰；但在法律已被猥褻，無理可講的年代，這樣做說不一定比一味忍讓能收到更好的自我保護奇效。

是非既被混淆，那麼詭辯就佔了上風，罪和非罪本身就是相對的。定罪的原告，被證明是冤判，照樣可以被打成被告，這也許就是「文字獄」的製造者們難以預料的了。
我的「檢查材料」果然觸動了監獄的管理者。

1963年初，一中隊的最高行政長官，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裡去，他給了我十分微妙的回答，他說：「你在獄中，特別是在醫院期間，沒有按照犯人的要求規矩服法，屢犯監規，這種不認罪守法行為，是監獄所絕對不容許的。至於你有冤情進行上訴，又為什麼不在上訴期內寫？何況，我們是執行機關，管不著你原來的判決是不是冤枉，但是我要正告你，在你的判決還沒有得到原判機關改正之前，你必須在這裡規規矩矩接受改造，而決不容許你亂說亂動。」

1963年3月12日，由石板坡，鳳凰台兩處監獄關押的兩百餘名已決新犯，和一中隊經過調整產品結構認為多餘的人員一共三百名，集中在孫家花園一中隊，下午五點鐘由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把我們押上了去成都的火車。

在那一次的大調動中，我和王大炳，潘朝元都被列入了這次發配邊荒的名冊，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八年之久的邊荒流亡苦役的生涯！(待續)